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学术月刊_全球气候变化的参考文献
1.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经济增长，却使全球面临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危机谈谈体会。
2.达尔文及进化论在今天的意义
3.关于人与环境的和谐的文学作品
4.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是核心期刊吗
5.什么叫文化习俗
6.美国爱荷华大学怎么样？
7.求一篇地理述评材料
据2015年10月研究所显示，该所高稳定、低功耗的多频段微波辐射计，成功应用于“神舟四号”飞船，对地球大气、海洋、陆地参数进行了有效探测；以科学确定最佳垄（行）向垄（行）距为核心的农作物高光效种植模式在东北地区示范推广，使得作物单产增加8%~20%；以改土为基础的苏打盐碱地快速高效治理利用技术在松嫩平原西部示范应用，使得pH达10.5以上的重度盐碱地在开垦当年水稻产量即达400公斤/亩以上、第3年可达533公斤/亩；高产、优质的“东稻”系列水稻新品种和“东生”系列大豆新品种，均得到较大规模的推广，其中“东稻4号”被吉林省确定为2013年该省主导水稻品种之一。
据2015年10月研究所显示，“机载三频段微波辐射计及其应用”、“第二松花江水系污染与水保护的研究”、“重点粮区主要农作物遥感估产”、“松嫩-三江平原中低产田治理和区域农业综合发展技术研究与示范”、“重度苏打盐碱地顶级植被快速恢复核心关键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等一批成果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科研获奖（部分）获奖年度获奖名称主要完成人获奖类别获奖等级完成单位2014作物高光效新型种植模式及配套技术研究与应用团队 刘景双、齐晓宁、王洋、何兴元、宋风斌、刘兆永、崔振礼、邱信臣 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奖（科技贡献奖） 一等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14沼泽湿地碳循环及其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响应机理 宋长春，张金波，王毅勇，汤洁，孙丽，王丽丽，宋艳宇 吉林省自然科学奖 一等 中国科学，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吉林大学 2014超高产耐盐碱水稻新品种东稻4的育成与推广 杨福，梁正伟，王志春，李彦利，李景鹏，李景宏，金哲宇，马红媛，黄立华，王明明，杨帆，杨昊谕，刘淼，安丰华，张艳清 吉林省科技进步奖 一等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14东生号大豆品种选育及节本增效关键技术推广 李艳华 黑龙江省科技进步奖 二等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13中国沼泽湿地形成、发育与关键生态过程研究 吕宪国，刘兴土，赵魁义，王升忠，王国平，马学慧，姜明，卜兆君 吉林省自然科学奖 一等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 2013松嫩平原瘠薄农田水土调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刘慧涛、王其存（2）、潘洪玉、张玉先、高玉山、王永军、张玉斌、孙云云、王孟雪、窦金刚、沙洪林、陈宝玉、王洪君 吉林省科技进步奖 二等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2）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吉林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2013黑龙江省野猪遗传基础、应用技术的研究及产业化开发 刘娣、张冬杰、何鑫淼、杨秀芹、王文涛、富相奎、（7）刘春龙、李忠秋、冯艳忠、马红、孙金艳 黑龙江省科技进步奖 一等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东北农业大学、（3）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13东北寒带湿地评价与恢复技术 马玲、崔丽娟、（3）姜明、马伟、曹传旺、王素珍、杨军、王竞红、张曼胤 黑龙江省科技进步奖 二等 东北林业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湿地研究所、（3）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3辽东楤木优良无性系繁育及产业化栽培技术示范与推广 赵恒田、刘静祥、王承义、刘洪家、李富恒、班文杰、权明顺 黑龙江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 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农业技术中心、黑龙江省林宝山农林特色研究院 2013中国东北地区土地动态与生态环境变化 王宗明，宋开山，刘殿伟，张柏，，春颖，杨桄，杜嘉，李晓燕 吉林省自然科学奖 二等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中国空军航空大学、吉林大学 2012新型肉羊瘤胃调控剂的研制及机制研究 刘春龙、冯兴军、李忠秋、任延铭、田丽红、王嘉厚、韩鹏 黑龙江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农业技术中心、黑龙江省农科院畜牧所 2012东北粮食主产区新农村建设技术集成与示范 韩贵清、雷国平、李玉影、孙振钧、刘双全、宋 戈、金正勋、刘玉涛、刘春龙（9）、姬景红、佟玉欣 黑龙江省科技进步奖 一等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东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④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国家大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2山地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恢复优化模式及配套技术 王承义、董希斌、赵恒田（3）、李晶、蒙宽宏、崔崧、张玲 黑龙江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 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东北林业大学、③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12黑龙江半干旱区粮食作物综合节水技术研究与示范 张忠学、司振江、魏永霞、李芳花、龚振平、张兴义（6）、滕云、王忠波、王柏 黑龙江省科技进步奖 二等 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省水利科学研究院、③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12土壤肥力预警和施肥指导系统3S应用技术 赵军、宋春雨、张文成、李欣、刘桂菊、权明顺、付微 黑龙江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双城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12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的创建及其观测研究和试验示范 孙鸿烈，陈宜瑜，沈善敏，赵士洞，赵剑平，韩兴国，张佳宝，于贵瑞，刘国彬，秦伯强，赵新全，马克平，欧阳竹，杨林章，李彦，我所：宋长春（30），韩晓增（45） 国家科技进步奖 一等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第八） 2012我国典型地区汞污染特征、环境过程及治理途径研究 王起超，王宁，郑娜，方凤满，刘，海，张仲胜，张新艳，郑冬梅 吉林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 2012优质高产水稻新品种东稻03-05中国东稻3号的选育与推广 杨福，梁正伟，李彦利，王志春，李景鹏，黄立华，马红媛，王明明 吉林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11蕨类山野菜孢子无菌培养与快繁技术研 赵恒田、李富恒、邓中枢、刘鲁江、黄福山、王石、张婷 哈尔滨市科技进步奖 三等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农业技术中心 2011土壤肥力预警与施肥指导系统3S应用技 赵军、宋春雨、张文成、贲洪东、李欣、魏士梅、权明顺、谢叶伟、张晓波 哈尔滨市科技进步奖 二等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农业技术中心 《地理科学》：
创刊于1981年，月刊。地理学三大期刊之一，荣获中国地理优秀期刊奖，2012年度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科技）。中文核心期刊（北京大学），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CSCD，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技核心期刊（CSTPCD，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并被中国期刊网（CNKI）、中国地理科学文摘等中国国内主要数据库收录；并被俄罗斯文摘杂志（AJ ）、 日本的科学技术社数据 库（ JST） 、美国的剑桥科学文摘（CSA ） 荷兰的斯高帕斯数据库 （Scopus ） 以及美国的气象学与地球天体物理学文摘 （ MGA） 收录。
《中国地理科学》（英文版）：
创刊于1991年，双月刊，是中国创办最早的综合性英文地理学术期刊，于2008年被SCI-E收录。该刊主要介绍中国国内外地理学及分支学科具有先进水平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地理学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等。
《土壤与作物》：
《土壤与作物》（Soil and Crop）创刊于2012 年3月，季刊，黑龙江省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主办，是中国又一个有关土壤学、农业生态学及其相关基础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期刊。
《湿地科学》：
《湿地科学》创刊于2003年，季刊，中英文混版。该刊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立足于中国国内，是展示湿地学科取得的重要成果和传播湿地科学知识的重要平台，是学术类精品期刊，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份湿地专业性学术期刊。至2011 年，《湿地科学》已经被中国中国国内所有自然科学类核心期刊收录为核心源期刊。2004年，《湿地科学》被CNKI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和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至今；2007年，《湿地科学》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CSTPCD）（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核心库） （CSCD）”收录至今；2011年，《湿地科学》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收录。《湿地科学》还被全球规模最大的文摘和索引数据库Scopus数据库收录，Scopus 数据库对《湿地科学》做了科学评价。美国剑桥科学文摘（CSA）数据库和美国当代地理出版社（CGP)数据库也收录了《湿地科学》。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经济增长，却使全球面临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危机谈谈体会。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史时期中国西部东调及其影响研究》
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长江三峡地区历史地图再现研究》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近2000年长江上游森林分布与水土流失研究》
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历代制度和政策因素对西部环境的影响：途径、方式和力度》子课题《西南部分》
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
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综合研究》
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中国内河公慈善救生研究》
8、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中华大典·地学典·自然地理典》
9、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清史·生态环境志》（西南及长江中下游部分）
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长江三峡经济开发研究》
1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湖广填四川与清初四川社会》
12、教育部教学改革项目《高师历史教学中加强人地关系思维的理论与实践》
13、四川省哲学社会“八五”规划项目《巴蜀文化与地理环境》
14、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重庆移民历史与安置经验总结》
15、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
16、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历史文献中的重庆》
17、重庆市重点文科基地项目《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夔巫图组）
18、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项目《巴蜀文化通史·交通文化卷》
19、重庆市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重庆历史地图集》
20、湖北省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三峡通史·历史地理卷》 1、重庆市北碚区天府镇旅游规划
2、贵州修文桃园河风景区规划
3、重庆万盛黑山谷风景区文化创意
4、重庆鼎道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古川菜创意
5、重庆石柱枫香坪乡村旅游风景区文化创意
6、重庆武隆印象公司川江号子文化创意
7、重庆北碚乡村嘉年华景区文化创意
8、重庆市规划局：重庆三国文化研究
9、重庆市规划局：重庆文化分区研究
10、重庆市开县秦巴古道研究 1、《中国历史地理学》（独立，面向21世纪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2、《中国历史地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3、《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独立），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4、《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独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年。
5、《长江三峡历史地理》（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6、《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独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7、《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独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8、《南方丝绸之路》（独立），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
9、《三峡经济开发的历史反思》（独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10、《中国三峡文化》（合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11、《西南交通贸易与开发》（合作），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12、《巴渝历史沿革》（合作），重庆出版社，2003年。
13、《千古三峡》（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14、《长江文明》（独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15、《唐僖宗》（独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16、《二十世纪唐研究》（参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7、《丝绸之路大辞典》（参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18、《中国都城辞典》（参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19、《三峡古镇》（丛书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20、《诗城奉节》（丛书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21、《近2000年来长江上游森林分布与水土流失》（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22、《西三角历史发展溯源》（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23、《重庆古旧地图研究》（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24、《近两千年长江上游森林分布与水土流失研究》（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 1、《明清时期皇木办研究》，《历史研究》1994，6。
2、《长江正源探索历史是非的考辨》，《历史研究》2005，1。
3、《清代滇铜京运路线考释》，《历史研究》2006，3。
4，《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四点认识》，《历史研究》2010，1。
5、《乾隆“江全图”考》，《历史研究》2010，3。
6、《隋唐开边县治考辨》，《中国史研究》1985，4。
7、《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移民与经济开发》，《中国史研究》1993，2。
8、《清代西南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研究》，《中国史研究》1996，4。
9、《有关先秦气候的研究方向》，《中国史研究》2009，2。
10、《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的历史轨迹和理论思考》，《史学史研究》2013，2
11、《宋“蜀川胜概图”考》，《文物》1999，4。
12、《三峡最早的航道图――峡江图考》，《文献》1995，1。
13、《中国饮食辛辣口味的地理分布及其环境成因》，《地理研究》2001，2。
14、《近500年来长江上游亚热带山地中低山植被演替》，《地理研究》2010，7。
15、《现代历史地理学给予历史学的新启示》，《史学理论研究》1995，1。
16、《近代三峡航道图的编纂始末》，《近代史研究》1994，5。
17、《中国古代辛辣用料的嬗变、流布与农业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1。
18、《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转输贸易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4。
19、《清代长江上游救生红船制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4。
20、《清代长江上游救生红船续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3。
21、《清代长江救生红船救生地位和效果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3。
22、《西南政区教化名称分布变迁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4。
23、《明茶马贸易〈四川省四路关驿图〉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2。
24、《明清皇木办遗迹考》，《中国历史文物》2005，4。
25、《历史时期西南荔枝分布的历史考证》，《中国农史》1988，3。
26、《乾嘉垦殖对四川农业生态及社会影响初探》，《中国农史》1993，1。
27、《历史时期三峡森林的分布变迁》，《中国农史》1993，4。
28、《历史时期三峡地区农副业开发研究》，《中国农史》1995，3。
29、《明清时期三峡地区农业垦殖与农田水利研究》，《中国农史》1996，2。
30、《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贫困形成的影响》，《中国农史》2001，1。
31、《湖广填四川”社会经济与生态效应的地名学研究》（合作），《中国农史》2007，4。
32、《从天地生角度看中华文明的东移南迁》，《学术研究》1995，5。
33、《中国区域文化地理研究的思考》，《学术研究》2002、1 。
34、《刀耕火种重评》，《学术研究》2000、1 。
35、《中国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与可持续发展的反思》，《学术研究》2005，7。
36、《中国古代美女的地域认同文化研究》，《学术研究》2008，1。
37、《清代长江救生红船的公益性与官办体系的衰败》，《学术研究》2013，2。
38、《中国地域方位嬗变与东亚大陆天地生背景》，《江汉论坛》2013，10
39、《南水北调与北人南迁的历史地理背景》，《天府新论》2007，5。
40、《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再探索》，《历史地理》12辑。
41、《历史时期三峡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16辑。
42、《从历史技术与环境互动的角度解剖中国西部》，《历史地理》17辑 。
43、《连续地理部面的新切入点探索》，《历史地理》18辑。
44、《唐宋川滇滇缅通道上的贸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1。
45、《历史时期长江上游航道萎缩及对策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3。
46、《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1。
47、《中国西南历史气候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2。
48、《唐宋西南城镇分布的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4。
49、《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3。
50、《对古代交通里程运用要审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1。
51、《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分布的地理特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4。
52、《清代四川土著与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2。
53、《明清时期西南城镇分布的地理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1。
54、《四川居民个性特征的历史演变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3。
55、《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1，3。
56、《西部开发史的理论与现实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2，3。
57、《中国历史气候与社会》（译稿，合作），《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2。
58、《近代日本对长江上游踏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3。
59、《燃料换代历史与森林分布变迁》（合作），《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1
60、《用物侯学研究历史气候方向问题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2。
61、《朦胧的理性探索》，《光明日报》1993，5，18。
62、《三峡经济开发的历史教训》，《光明日报》1994，2，21。
63、《西南古代交通文化》，《光明日报》1994，10，3。
64、《小议地方史学观》，《光明日报》1996，2，6。
65、《在继续的基础上创新》，《光明日报》19，1，21。
66、《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光明日报》 1998，9，25。
67、《历史上长江上游的森林砍伐与保护的历史思考》，《光明日报》 1999，7，30。
68、《西部开发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光明日报》2000，2，4。
69、《长江三峡人地关系的历史思考》，《光明日报》2003，2，18。
70、《从移民史角度看三峡移民》，《光明日报》2001，10，16 。
71、《历史上中国西部东调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光明日报》2005，11，29。
72、《三百年来中国南方冰雪灾害及其影响》，《光明日报》2008年，3，23
73、《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透露出的现实关怀》，《光明日报》，2012，1，5。
74、《中国历史景观地理研究回顾与前瞻》（合作），《光明日报》2013，2，20。
75、《对“四川荔枝种植史”和“宜宾茶叶栽培史”二文的商榷》，《农业考古》1986，1。
76、《中国古代栈道类型与分布》，《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1。
77、《中国古代索桥形制及分布》，《中国科技史料》1994，1。
78、《严如翌的经世文献的价值》，《清史研究》1996，3。
79、《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品评》，《唐研究》第二辑。
80、《近2000年长江上游荔枝分布北界推移与气温波动》，《第四纪研究》1998，1。
81、《从历史地理角度看三峡特别行政区的建立》，《中国方域》2002，1。
82、《清代三峡移民与经济开发》，《史学月刊》1992，5。
83、《三峡得名和演变》，《史学月刊》1994，3。
84、《杨贵妃食荔产地考》，《史学月刊》1988，1。
85、《区域历史研究应有新理念和现实怀》，《史学月刊》2003，6。
86、《明代贡象考》，《安徽史学》19，2。
87、《若干误区的误区》，《安徽史学》2000，1。
88、《川滇古道沿革初考》，《西南师院学院学报》，4。
89、《四川荔枝种植分布的历史考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4。
90、《历代西南人才分布的地域演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2。
91、《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传播与西南丝路》，《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2。
92、《近10年来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综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4。
93、《古代西南各民族交通科技与文化》，《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增刊。
94、《云贵地区汉族移民的时间和地理特征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5。
95、《新时期利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思考与展望》，《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4。
96、《20世纪运用人地关系思维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论与实践述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5。
、《西部开发史的反思与“西南”、“西北的战略选择》，《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0，4 。
98、《山川早水〈巴蜀〉与近代四川风情》，《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5。
99、《巴蜀休闲好赌风考》，《西南大学学报》，2008年，1。
100、《巴蜀朝天地名变迁考》，《重庆社会科学》，2010，7。
101、《从历史地理角度看四川地震灾区的重建》，《西南史地》第1辑，巴蜀书社，2009年。
102、《明代贵州绥阳南宫木厂考》，《西南史地》第1辑，巴蜀书社，2009年。
103、《滇代滇铜京运对沿途的影响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06，4。
104、《中国西南地区传统建筑的历史人文特征》，《时代建筑》2006，4。
105、《近代日本教习对四川文化教育的影响》（合作），《中华文化论坛》2004，2。
106、《巴蜀历史文化二则》，《中华文化论坛》2013，4。
107、《近年来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8。
108、《论历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关系》，《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109、《历史时期西南盐业开发与环境变迁》，《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
110、《古代重庆城市地图与重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研究》，《2000年国际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
112、《人地时空学――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方向》，《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113、《唐代长江上游的三大地域空间》，《盛唐地域结构》，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114、《21世纪的史学新方向――关怀现实》，《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15、《多重因素下的明清西南地区产业结构和环境变化》，《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三秦出版社，2008年。
116、《蜀身毒道路线考证》，《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文集》，巴蜀书社，2008年。
117、《从地理环境、生产力、生产关系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倒置与回归》，《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9年。
118、《晒经石的历史考察与南丝绸之路》，《中国人文田野》第1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19、《一张安宁河照片的历史自然地理信息》，《中国人文田野》第1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0、《寻觅皇办之路》，《中国人文田野》第2辑，巴蜀书社，2008年。
121、《四川汉源明代皇木七年探秘记》，《中国人文田野》第4辑，巴蜀书社，2011年。
122、《清代滇铜京运运道考察记》，《中国人文田野》第5辑，巴蜀书社，2012年。
123、《广元朝天关城门老照片判读》，《中国人文田野》第5辑，巴蜀书社，2012年。
124、《汉源晒经石与南方丝绸之路》，《三星堆研究》第3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
125、《历史教学中人地关系思维的理论与实践》，《历史教学》 2001，6。
126、《怎样学习中国历史地理》，《历史教学》2003，3。
127、《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尽全空和人地互动》，《历史教学问题》2005，4。
128、《川滇古道上的石门关》，《历史知识》1994，6。
129、《高师历史教学中加强人地关系思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高等师范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成果丛书》第七卷《历史学分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130、《历史教学应加强生态意识》，《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3，4。
131、《历史上的水电报》，《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3，10。
132、《川滇、川黔古今交通路线择向研究》，《公路交通编史研究》1985，6。
133、《贡荔古道》，《公路交通编史研究》1986，4。
134、《成渝间交通发展概述》，《公路交通编史研究》1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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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成化<重庆郡志>和万历<重庆府志>考》，《中国地方志》，2010，2，20。 （1）杂文
1、《口舌田野》，《三峡论坛》，2012，6。
2、《田野随笔》（1），《三峡论坛》2013，1。
3、《田野随笔》（2），《三峡论坛》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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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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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拍案惊奇——一个文抄公的抄书理论》，《社会科学报》，2002年12，5。
（3）序跋
1、《麻城孝感乡——巴蜀荆楚共同的心灵家园》，凌礼潮《明清移民与社会变迁》，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
2、《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序》，杨伟兵《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3、《四川客家崇文重教的历史重构序》，严奇岩《四川客家崇文重教的历史重构》，巴蜀书社，2009年。
4、《西南史地发刊词》，《西南史地〉第1辑，巴蜀书社，2009年。
5、《既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中国人文田野发刊词》，《中国人文田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6、《丽江历代碑刻辑录与研究序》，杨林军《丽江历代碑刻录与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
7、《于微深处的宝藏——活在重庆的宝贝序》，阿蛮、黄家骢《活在重庆的宝贝》，重庆出版社，2011年。
8、《清代广西生态变迁研究序》，郑维宽《清代广西生态变迁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9、《三江文化年鉴》序，刘基灿《三江文化年鉴》，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10、《汉水流域及蜀道历史地理研究》序，马强《汉水流域及蜀道历史地理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11、《巴蜀旧影》序，山川早水《巴蜀》中译本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12、《中国历史地理文献导读序》，杨光华、马强《中国历史地理文献导读》，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达尔文及进化论在今天的意义
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认识与改造自然、认识与改造自我的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观念、方法和价值体系。它们是贯串在科学探索和人文研究过程中的精神实质，是展现科学和人文活动内在意义的东西。(注：肖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次版，第49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古已有之，它们是在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不断滋生与满足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延续到近代，二者的互动互进对近现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此，本文将以近代启蒙运动作为分水岭，就启蒙运动之后的发展状况对这两种精神进行相关论述。
科学精神是指人们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体现于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中的一种观念、意识和态度。西方文化传统中理性思维的发展以及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是近代科学精神得以形成的温床。(注：韩文甫，赵红光，成月季：《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73页。)而所谓科学，是指在理性的指导下，用实验与逻辑等手段，不以主观愿望和价值选择为转移，实事求是地探索自然界的本来面貌，从中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并形成系统的知识。(注：李连科：《发动机与制衡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社会作用的不同互补》，《光明日报》，2002年4月23日，第4版。)由于特殊的文化历史渊源以及科学所具有的这些属性使得贯串于其中的科学精神有着三个方面的特点：1、以人与自然的对立为前提，以物为尺度，以客观世界为认识对象，追求客观世界中的真；2、推崇理性至上的原则，往往借助于逻辑的、数学的和试验的理性手段，以求达到对自然世界的严密把握；3、科学探索无禁区。科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获得关于自然界的真理性的认识，无论在哪个领域，科学研究都可以涉足其中并一直深究下去。从总体上讲，科学精神尊重科技的价值和作用，强调依靠科技来推动社会发展。这种观念注重人的物质生活，强调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推崇物质力量和物质手段的强大作用，重视掌握科学方法、追求科学真理的意义。
就现实生活而言，科学精神是人类进行科学探索的不竭的精神动力。只有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研究才能不断地获得突破，科学技术才能取得持续的进步。人类摆脱蒙昧状态和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都与科学精神的导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足以证明，无论是在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科学精神都将是人类社会科技发展和物质文明进步所必不可少的思维指向。
人文精神是指蕴涵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的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在人文认识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态度。(注：韩文甫，赵红光，成月季：《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73页。)相对于科学精神而言，人文精神较注重非理性的因素，它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人为尺度，追求善和美；在肯定理性作用的前提下，重视人的精神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的作用；人文探索有禁区等。总体上讲，人文精神尊重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精神生活，追求人生的真谛，强调社会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繁荣的重要性，重视生产的人文效益、产品的文化含量等。
在现实生活中，人文精神指导着人类文明的走向。如果说科学精神注重于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人文精神的侧重点则在于研究“应该怎样”的问题。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只有在人文精神的指导下，科学技术才能向着最利于人类美好发展的方向前进。在某种意义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可以说是承载和导引人类社会前进的两条轨道，缺失了其中的任何一条，社会就无法顺利前进。
二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最为宝贵的两种精神。二者之间有着共生互补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的改造建设中，只有将二者并重，才能保证发展实践的正确取向和成功。
从历史上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宗教、神话与医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是共生于一个知识体系中的，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一开始呈现出的是相互交错、交相发展的融合态势。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科学虽然与神话、宗教渐渐分离，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但它总难以完全割舍同形而上思辩等人文观念的联系。就科学的现实形态而言，科学知识也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包含着人文的意蕴。即使从近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形成来看，它们也同是批判宗教神学的有力武器。人文精神首先呼吁人性的解放，尊重人的价值和权利。科学精神紧随其后，提倡科学实验，反对迷信。科学精神的弘扬恢复了理性的权威，人文精神的倡导重新树立了人的尊严，二者的紧密结合为人们推翻宗教神学的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指向。实际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同是人类精神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因子。有学者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形象地比喻成发动机与制衡器：如果将社会比作一辆行进的机车，科学精神及其在研究和生产中的应用，则起着发动机的作用。如果没有发动机，机车就会停滞不前；但如果光有发动机而没有制衡器，动力系统非但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且极易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人文精神相对于科学精神而言，正是起到了这种制衡器的作用。正是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共生互补中，人类社会才一步一步地走向灿烂和辉煌。
但自西方启蒙运动兴起以来，随着宗教神学统治的溃灭，自然科学的振兴，西方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以空前的速度在推进。这一时期，作为科学精神外在表现形态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变化越来越使人类感到极大地满足和折服。在巨量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充分感受到了科学知识所带来的实惠，从而使得人们对科学知识推崇备至。于是，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分离倾向便开始滋长。19世纪末，德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严格对立起来的强大思潮。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更是把这种对立推向了极端。其结果是自然科学逐渐占据了人类思维的中心，而人文科学的阵地则逐步陷落。这种思潮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直到今天，许多国家仍在艰难地进行着人文学科的重建和弘扬工作。科学与人文的分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公开对立，进而造成了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单向度发展。确切地说，这种对立直接引发了两种极端思潮的产生：一是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一是人本主义。就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而言，它大致包含着以下内容：第一，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最精确、最可靠的知识，是其他科学的典范。第二，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唯一正确和有效的方法，是一切认识方法的楷模，应该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切研究领域。第三，认为自然科学知识可以推广至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包括人生问题。(注：杨寿堪，李建会：《现代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及其走向》，《学术月刊》，2001年第11期，第9页。)而就人本主义而言，它主要表现为以非理性主义观察问题：在人性问题上，以情感欲望、本能冲动、无意识等规定人的本质，认为“人是神秘的”；在认识上，以直觉、体验、信仰作为把握世界的途径，认为直接体验到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在本体论上，以意志、非理性的生命作为世界的本原，认为世界是神秘的“实在”，等等。
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割裂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互补性和内在联系。科学主义推崇理性至上和科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贬斥关于人的价值、尊严的所谓空洞口号，片面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而人本主义则鼓吹非理性主义，反对理性和科学进步，主张抽象的个人价值、个人理想、个人本位和个人中心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滋生无疑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负面的作用。近代科技革命以来，从科学主义延伸出来的对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极端推崇的态度，使得人类在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中隐含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科学上的每一重大理论突破都导致了影响深远的技术发明和新产品的问世，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认识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在这个由科技打造的世界中，人们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强大因素，并且将人类更美好的未来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与此同时，伴随着伟大的科技成就，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也悄然来临。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导的对自然缺少人文价值关怀的征服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类命运产生不良甚至致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导致了环境污染、枯竭、气候变异、生态失衡；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悬殊，社会结构的失调，个人本位的膨胀等；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和道德滑坡、人性的扭曲等。
而与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相对立，人本主义基于人们对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失望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本主义者将一切危机都归因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理性和科学精神，大肆宣扬非理性主义，极度夸大人文精神的作用，并不加分析地将战争的残酷、机械文明的非人性、核武器的恐怖、环境的恶化等完全归罪于科技的发展。在人本主义的倡导下，甚至出现了一股反科学的极端思潮。人本主义的张扬无疑是片面和肤浅的，它宣扬“以人为本”，却恰恰没有看到隐藏于科学技术后面的真正主导因素是人。就历史的发展趋势而言，人本主义的倾向同样是不正确的，受其影响将会导致人的理性的缺失，科学技术的停滞不前，这样的后果也无疑会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分离所带来的人类普遍的价值危机已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实际上，现代科学危机或现代文明危机的实质是科学丧失了它的人文意义，是科学对人的存在的忽略，是科学对自己所赖以产生和形成的实践基础的遗忘，是科学观中人文精神的衰微、科学技术非人化应用和发展的结果。(注：辛继湘：《人文价值-科学课程价值取向的必然选择》，《教育评论》，1998年第2期，第34页。)因此，为了人和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在发扬科学精神的同时弘扬人文精神。事实上，正如人类自身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一样，人类文化同时包括着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人类精神同时也包括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它们相互依存并相互补充，由此构成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不可或缺的两种基本方法和力量。只有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技术才能获得不断进步，从而也才能在物质上为人类的幸福生活提供保障；而科学技术只有在人的调控下，在高尚的人文精神的导引下，才会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出积极正面的效应，缩减负面影响，从而真正造福于人类。因此，在科学精神中充分融入人文精神是决定科学命运和人类自身命运的关键。总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是人类真正地认识世界，全面、合理地把握世界，并达到求真、向善、审美相统一的基础。在人类社会的建设发展中，任何一种精神的缺失都将会造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失衡、失序。当前，我们已跨入了21世纪，审视上一世纪的不足之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新世纪相融合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不容置疑。
三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思想的两个维度，它们的均衡发展是人类社会全面持续进步的保证。这意味着，现代社会迫切需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当然，这种融合并不意味着一种精神对另一种精神的消解，而应当是二者的协调互补，共同发展。要实现这样的融合，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充分把握好影响二者融合的种种因素，从而才能在实践中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为二者的顺利融合创造条件。就现实情况而言，影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因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有利因素
当前，人类社会已普遍意识到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重要性。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话等，正是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具体表现。
现阶段，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进一步融合更有了令人乐观的前景。首先，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的全面发展将成为时代的主题，这就在客观上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创造了条件。“知识经济”的实质不仅是经济的知识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知识化。知识经济时代所追求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它更意味着包括思想、道德、文化、观念等等在内的社会的全面进步。一个社会只有在拥有无数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并使得劳动者普遍知识化之后，才能实现国家的“知识经济”化。这里所说的知识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不仅包括了科学技术知识，还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实践的经验、技艺和能力等。可以这样说，知识经济时代所重视的不仅是“智商”，“情商”也应是这个时代的重点。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随着通讯技术、网络技术的成熟与普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们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进行自由的交流与合作。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不仅可以丰富各自的文化内涵，还可以促成崇尚科学精神的西方文化与崇尚人文精神的东方文化的有机结合，从而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拓宽了渠道。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还带来了大量的科研课题，这些课题提出了大量人文社会方面的问题，推动着科技工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关注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人文问题，从而在科技活动中接受人文精神的指引，使得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交融在了一起。最后，知识经济时代从总体上讲倡导的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就是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佐以合理和必要的人文关怀。可见，知识经济时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不仅成为可能，还将成为必然。
(二)不利因素
从历史的渊源来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不是从来就分离的。它们的分离抑或对立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为了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再度融合，我们应当找出影响二者融合的不利因素，以做到有的放矢，为二者的融合扫清障碍。经过分析可以发现，影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不利因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1、科学主义仍然盛行。可以说，从启蒙运动至今，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一直是社会思潮的主流。尽管在20世纪的一段时间里人文主义的思潮也十分强劲，但无论是人文 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它们对科学的理解不但没有超出科学主义的视野，反而从根 本上否定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价值，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科学的片面理解。这使得科学 主义更加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将人类文化区分为两个对 立的世界：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科学主义者强调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方法的 独特性，否认人文学科的科学性并宣布其在认识上的无意义，这就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 神的融合设置了壁垒。
2、物质生活条件不够充裕。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尚未达到普遍富足的程度。尽管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但直到20世纪末，整个人类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依然在为解决吃、喝、穿、住等基本的生存问题而奋斗，许多人甚至远未脱离贫困。瞻前顾后，在科学精神指导下获取物质财富依然是人类首要的追逐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注重人的物质生活，强调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强调物质力量和物质手段作用的科学精神成为了人们首先推崇的对象。而看似只能带来“精神食粮”的人文知识及其精神则自然地被置于非常次要的地位。
3、社会制度存在弊病。现阶段，人类社会中的许多制度尚不完备甚至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制度呈“单向度”的发展趋势，始终是围绕追逐和保护垄断阶层或资本家的利益来制定的。在这样的制度体系下，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以最大化实现资本家的利润为目标，一切都以利润的赚取为中心。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对物质利益的无限追逐成为了人们工作的唯一目标，能够比较立竿见影地引导科技进步并最终带来物质利益的科学精神无疑成为了人们追求的首要对象。而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体现得比较含蓄的人文精神则被科学精神的大潮吞噬的了无踪影。现实生活中，社会制度存在着弊病，它导致了科学精神对人文精神的消解，并使得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问题被束之高阁。
4、教育学科设置、教育方式以及教育资金投入的偏颇。近代以来，教育在其进程中深受科学主义的影响。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人文学科的领地日渐狭窄，不仅在学科规模方面人文学科的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在教育资金投入方面，对人文学科的扶持力也越来越弱。此外，教学方式上，也多用“唯理性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义，重视培养训练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视逻辑思维能力，而较忽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理论性，而较忽视沟通不同学科的知识，以及建立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的联系；重视知识的传授，而较忽视个性的充分发展。这种“重理轻文”的现状使得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最终导致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走向了背离。
四
在新的世纪，对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而言，既充满了机遇，又面临着挑战。一方面，对上一世纪科学危机的反思使人们认识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的必要性，从而为二者的再度融合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而延续上一世纪的科技成就，人类社会迎来了倡导协调、持续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这就更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再度融合成为了可能。但另一方面，人类社会迄今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利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主、客观因素，这些因素在当前科技发展迈向纵深的时代背景下极有可能发挥越来越大的干扰作用。因此，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冷静分析问题，思考在机遇与挑战中怎样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创造条件就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任务。在当前的形势下，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人类的一项长期任务。只有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提高，才能将人们从物质匮乏的窘境中解放出来，从而也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创造前提条件。毫无疑问，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就意味着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但必须注意的是，现阶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类应加强科技领域的研究，力求在更尖端的科技领域获得突破，从而进一步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并从中谋求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技术方案；另一方面，人类在加强科技领域的研究的同时，应吸取以往的教训，将人文精神介入到科学研究中，在实践中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融合，为科学研究指引正确的方向。
(二)改革和完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导致了人和社会的“单向度”发展。只有改革现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将“单向度社会”纳入平衡发展的轨道，人们才有可能在合理社会制度的规范和指引下，充分关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问题。在具体措施方面，应该取强有力的经济和行政手段，将宏观指导与微观调控相结合，对本国的发展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来加以引导，完善监督机构，并以严格的行政执法为强制性保障，严厉打击和控制违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带有强制性的意味，但这至少是较为可行有效的方法。
(三)改革现有不合理的学科设置和教育方式，加大人文学科的资金投入，倡导人的均衡发展
现有不合理的学科设置、教育方式和教育资金投入，使得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相对立，这是导致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互相背离的重要因素。在已经意识到学科设置不合理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应努力调整学科配置，学科设置不仅要适应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还要顺应人的精神完善的需要。教育课程不应仅仅被当作是训练和灌输的工具，更应该被当成发展学生对道德、文化精神和美学价值的认识，以及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的手段。此外，在加大人文学科的教育份额的同时要加大人文学科建设的资金投入，为人文学科缔造较好的学习条件。最后，在教育方式上，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提倡素质教育。针对这个问题，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给世界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导向作用。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究“和谐”，提倡“和谐”之道，这在今天看来，极具时代意义。美国著名科学家A.彭齐亚斯1995年出版的一本书就叫《和谐：信息时代的商业、技术和生活》，他认为目前人类正在由质量时代走向和谐时代，它所指的和谐与我国传统思想中的“和谐”是一致的。在现代社会，素质教育提倡的正是一种和谐发展的教育方式。因此，应该尽快实施素质教育，使教育成为连接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桥梁，从而在人的思想根源上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
关于人与环境的和谐的文学作品
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创立140余年了，在其诞生之初，是作为一种说被提出来的。除达尔文本人从对一些植物，动物形态的观察得出的推论外，并没有什么化石证据。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书中论及化石时，标题为“不完美的地质记录”。他承认在当时的化石研究中并未有证据显示有物种间过渡类型的存在，并指出这可能是最易于检验而又具有杀伤力的反进化论的理由。他看到了进化论的先天缺陷，并希望后人能予以验证。但是时至今日，进化论已成为一个公理；一个信仰；甚至一个宗教。不能讨论，更不能批判，只能无条件接受，否则就将招致无情的围剿，甚至被贴上“伪科学”，“反科学”的标签而断送自己的研究前程。在当今任何一本生物学杂志上，已经找不到任何质疑进化论的论文了。SCOTT和COLE在八十年代初，检索了当时的4000多种学术刊物，未发现任何一篇反进化论的论文，在68种与生物起源有关的学术期刊中，也未发现任何一篇是质疑进化论的。GEORGE W. GILCHRIST在19年调查了世界上最大的五种期刊数据索引，也未发现反进化论或非进化论的论文。进化论者自豪地宣称，进化论对神创论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似乎进化论的合理性及不言自明性又得到了一次证明。
事实真的如此吗？进化论已是绝对的真理了吗？其实不然，SCOTT和COLE的工作还发现，在1985年提交的135000篇论文中，确有18篇论文是反进化论的和非进化论的。而这18篇论文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发表。进化论并非无懈可击，而是它的维护者不允许任何针对它的挑战。这更加给人一种印象：进化论并非确立于自身学说的科学性和完美程度，而是确立于众多崇拜者的信仰。进化论并非KARL POPPER意义上的“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而是一个说，信仰和并不完美的证据的杂合体。
事实上，我们今天科学研究所发现的东西，已经足以让人们重新考虑进化论的正确性了。但这些事实要么被回避，要么被抹杀，人们在思维定式的驱使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盛行理论的卫道士，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不符合理性的科学精神的。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正视旧理论的缺陷及其面临的挑战，并勇于摆脱束缚。只有这样，科学才能向前发展，人类才能向前推动。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曾这样说明进化论的先驱、法国杰出的博物学家拉马克〔拉马克（1744—1829）〕法国生物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法国植物志》《动物哲学》。对进化论的贡献，“他的功绩是伟大的，他第一个使人认识到这样一个定的可能性：有机界和无机界的一切变异是根据自然界的规律而不是由于神的干涉而发生的”。我们又看到，列宁在总结达尔文进化论的意义时说：“达尔文的著作最后把上帝从自然界赶走了，生物科学便站立起来了。”这些论述首先表明了进化论在打击神学中的作用。
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开始，自然科学受到哥白尼“日心说”的鼓舞，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8世纪，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力学已经从神学统治中解放出来，但是生物学仍然禁锢在神学之中。神学世界观在生物学中具体表现为物种特创论和物种不变论。这两种观点主张：上帝是创造主，一切生物均为上帝所创造，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从造物主那里获得永恒不变的构造与功能，包括生活习性。显然，所谓物种特创论与物种不变论实质上就是搬到自然科学中的基督圣经。当时的生物科学只能是对圣经的注释，是“神学的婢女”。在这样一种不容置疑的社会思潮当中，进化思想是怎样占据了拉马克和达尔文等一批科学家头脑的呢？我们知道，从18世纪末开始，不仅有拉马克和达尔文，而且有一批自然科学家树立了进化论的思想。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有：法国科学家布封，法国动物学家圣提雷尔〔圣提雷尔（1772—1844）〕法国动物解剖学家、胚胎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先驱者之一。曾任巴黎历史博物馆脊椎动物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解剖学的哲学》。，英国博物学家兼诗人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达尔文的祖父），英国自然科学家华莱士，德国植物学家卡尔·尼古拉·弗腊斯（18101875），俄国动物学家路里耶（18141858）等。推动这么多自然科学家挣断神学束缚的力量来自何处？
看一下进化思想在他们头脑中萌发的经过，我们便可以清楚了。例如，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曾这样谈道：“动物的变形，如由蝌蚪到蛙的变化，……人工造成的变化，如人工培育的马、狗、羊的新品种，……气候与季节条件造成的改变，……一切温血动物结构的基本一致，……使我们不能不断定它们都是从一种同样的生命纤维产生出来的”。这表明，物种在人工培育条件下和在不同外界环境作用下所发生的改变这些自然界的事实启发他产生了物种变化的思想。再拿德国的卡尔·弗腊斯来说，马克思誉他为“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他于1847年发表了《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一书。书中他利用古希腊作家对植物的形态、生态的描述，与他30年代在波斯、埃及等地的实地考察情况对比，得出结论说：“对植物物种不变的信念，也已为我们所动摇，我们甚至指出，这是自然造成的”。不难理解，正是与自然事实的直接接触导致他摒弃物种不变和物种特创的神学观点。
我们知道，在进化论的先驱者中，拉马克和达尔文曾直接受过神学教育，并可能以神职为终身职业。拉马克的双亲希望他成为一个牧师，因此让他在中学时代入教会学校受了几年神学熏陶。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神学院毕业，并获得了学位和当牧师的资格。然而，又恰恰是他们两人给物种神创论与不变论以沉重的打击。神学观念的灌输并没有挡住进化论思想在他们头脑中的萌芽，其根本原因也正是由于观察大自然得来的事实。拉马克曾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一问题，他说：“观察的材料已经明显地证明了种的不变理论的荒谬。”至于达尔文，大自然对他的启示作用就更加明显了，我们不妨多说几句。1935年，厄瓜多尔在距其海岸1000公里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设立了达尔文纪念碑，纪念达尔文考察这一群岛一百周年，碑文写着：“查理士·达尔文于1835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登陆。他在研究当地动植物分布时，初次考虑到生物进化问题，从此开始了这个悬而未决的论题的思想革命。”达尔文在他当时的考察日记中是这样写的：该群岛“四周都是新的鸟类、新的爬行类、新的软体动物、新的昆虫、新的植物……。为什么这些岛屿上的土著生物，无论在种类上或者在数目上都和大陆上的生物有不同的比例的联系，并且互相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呢？为什么它们也按照美洲的生物组织形式被创造出来呢？”“在地质史的近代时期里面，这里还是一片空虚无物的茫茫大洋。因此，无论从空间上或者从时间上看来，我们好像都会得出一个略为接近于那个巨大的事实的见解来，这就是一切秘密当中的秘密：地球上的新的生物第一次出现的问题”。达尔文认为，他的全部思想起源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对整个贝格尔号舰上的考察生活，他是这样回忆的，“贝格尔旅行是我平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今后的整个事业”。这里有一段插曲很能说明自然事实对达尔文的启迪。在贝格尔号旅行前，达尔文十分钦佩的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汉斯罗建议达尔文把地质学家赖尔〔赖尔（17—1875）〕又译为“莱伊尔”，英国地质学家，地质学的奠基人。主张地质渐变论，其主要著作《地质学原理》标志着经典地质学的成熟。的《地质学原理》一书带在身边，说：“你这次旅行必须将赖尔的新著作带在身边，随时翻阅它，因为它十分有趣，但是你除了它所记载的事实以外，千万不可注意它，因为它的理论都是荒唐到极点的。”原来，赖尔在书中阐述了地球地层是缓慢变化的，而地表环境的变化使生物也逐渐发生变化。赖尔的理论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灾变说”的批判，而汉斯罗是相信“灾变说”的。达尔文在途中仔细阅读了这部著作。在旅途开始时，他相信“生物是根据上帝的而创造出来的”——在旅途中，他曾这样回答军官们向他提出的这类问题。但是，当他刚刚考察了第一个地点——佛得角群岛的圣特雅哥岛，发现地层越深，生物化石的结构越简单；地层越浅，生物化石越复杂，生物的演变不是记录在地层的发展史中吗？在事实面前，达尔文不能不为赖尔的理论所征服。因此，他写道：“这次调查使我相信赖尔的观点远远胜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著作中提倡的观点。”
综上可见，观察、搜集、分析大自然的事实，这是进化论思想萌芽的一个首要的因素。同时，我们知道，也正是这些客观事实，给一代又一代的自然科学家以坚定的信念，使他们不顾宗教势力的迫害和社会愚昧势力的歧视、打击，承先启后、不断地提出生物进化的观点。同样，正是依靠了大量的事实，进化论才赢得了成功。正如大家今天都清楚看到的，不管人们对进化原因如何解释，不管进化论可能怎样改变自身的形式，自然界中生物进化的事实总是抹杀不了的。
理论的升华
人类的理智从来不满足于“知其然”，总要弄明白“其所以然”，所以任何科学理论不可能停留在对经验事实的描述，必须对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给予合理的解释。实际上，早于达尔文很多年，人们发现生物演变的事实，就提出了生物进化的思想，恩格斯指出：“卡弗·沃尔弗〔卡弗·沃尔弗（1733—1794）〕德国胚胎学家。他详细观察鸡的胚胎发育，证明鸡的血管是逐渐形成的，为生物体各种器官的“渐成论”提供了有利的证据。主要著作是1759年发表的《发生论》。在1759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见的东西，到了奥肯〔奥肯（1779—1851）〕德国自然哲学家。认为人是整个宇宙的缩影，是自然界发展的顶峰，精神规律与自然规律有相同之处。、拉马克、贝尔〔贝尔（1792—1876）〕又译为冯·贝尔，德裔俄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比较胚胎学的创始人。最大贡献是1827年发现了哺乳动物的卵。主要著作《动物发生史——观察与思考》，指出所有脊椎动物的胚胎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关系越近，相似程度越大。在发育过程中，门的特征最先出现，然后是纲、目、科、属、种的特征。这一点后来在胚胎学上被称为“贝尔法则”。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后，即1859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那么，为什么进化论到达尔文手里才初告大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从理论上正确地阐明了生物进化的机理。
物种是演变的，这是事实，可演变的原因是什么？物种为什么会变异？为什么物种竟然呈现出一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呢？在达尔文之前，已有一些进化论者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但他们的解答或偏离事实，或过于牵强附会。达尔文总结、扬弃了前人的学说，并注意从其他学科的学术思想中吸取养料，经过多年辛勤的探索和紧张的思考，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以此来解释生物进化的事实。自然选择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和谐统一的内容：
（1）生存斗争的理论。生殖过剩与生存条件的有限这一矛盾是地球上的物种被淘汰的外在原因之一。
（2）遗传性发生变异的理论。虽然变异的机制并不清楚，但普遍发生变异的事实不容否认，达尔文以此说明物种演变的内在原因。
（3）适者生存的理论。生存条件一直在变化，如果物种的变异适合于变化的环境，那么就在生存斗争中取得胜利而发展；如果物种的变异不适宜于它当时生存的条件，那么就趋于衰减或灭亡。
这样，达尔文基于自然界本身的事实和矛盾，为我们大致描绘了生物进化的机制，各种关键的问题在他这里都有了比较合理的、有事实佐证的回答。新的物种怎么出现的呢？因为旧的物种会变异。很多物种为什么灭绝了？因为它们承受不住生存斗争的压力。为什么现存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是那么和谐呢？因为无数变异之中的某些变异恰好符合环境的选择。至于为什么低等类型的生物到处存在，达尔文写道：“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不一定包含进步性的发展——自然选择只利用有利于处在复杂生活关系中的生物的那些变异。”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达尔文在论证观点时，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他没有像拉马克那样，把自己的学说大量建立在猜测之上。这样说是否意味着达尔文用事实解答了一切问题？不是。他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在于：一方面，当他并不能提供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的机制时，他便声明，目前的科学尚不能解开事实之谜；同时，他动用各方面的大量材料来证明这是事实。这样，虽没有解释“所以然”，但使大家还是容易相信他所说的是符合事实的。例如，关于变异的机制和遗传的机理，达尔文都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他承认：“我们对于变异规律深深地无知。我们能提出这部分或那部分为什么发生变异的任何原因的，在一百个例子中还不到一个。”关于遗传，他说：“遗传的法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未来科学的事情。”自己无法回答的，就不轻易猜测和下结论，以避免让无把握的猜测降低理论的可靠性。但变异和遗传的事实是客观存在、抹杀不了的，于是达尔文就将丰富的材料摆在读者面前，这就使人读来不能不信，而把对原因的探讨寄希望于未来的科学。另一方面，当他解释事实发生的原因，说明自己的理论时，尽量搜集各方面、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样做无疑增加了新理论的可信性。看一下他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其材料的丰富和翔实充满字里行间，不难想见达尔文驾驭事实的功力深厚和用心良苦。
达尔文的科学气质
达尔文回顾一生的道路时，曾谈到两种气质对他的帮助。
首先是“保持思想自由”。1881年，他告诉人们，自己遵循这样一条治学原则：“我曾坚定地努力保持我的思想的自由，以便一旦事实证明这些说不符合事实时，就丢掉我无论多么爱好的设（而我不能反对每一问题成立一种设），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别的办法。”考虑到当时宗教的社会习惯势力和神学的影响，考虑到研究进化论这一问题本身的难度，我们可以体会“保持思想自由”对达尔文是特别有意义的。
“保持思想自由”在达尔文身上具体表现为富有怀疑精神和不自满、不保守。
无须说，他的进化论是对当时宗教神学观的叛逆，是大胆怀疑的产物。
他一生最感谢和尊重两位导师，一个是汉斯罗，一个是赖尔。他恳切地接受导师的指导，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持自己的风格，具有自己的思考。例如，汉斯罗认为缠绕植物的运动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一种盘旋生长的自然倾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对花房中栽培的攀缘植物的观察，提出：“卷须植物或攀缘植物的运动是一种对生活环境的适应，以获取较大的阳光面和较多的空气，利于生存和生长，不这样的话，它们很难生活下去。”又例如，赖尔关于珊瑚礁的形成，曾提出一个火山口理论。人们相信赖尔，谁也不去怀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了疑问：“新的事实似乎不像赖尔所说的那样。”他认为珊瑚礁的形成与火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珊瑚虫长年累月筑成的。
后来他自己成了权威，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保守和谨小慎微起来，而是仍然富有怀疑和进取心。有一次，他读着刚出版不久的《血族婚姻》一书，作者引用比利时一位学者发表在权威杂志《比利时学会会报》上的一段实验资料：用近亲的兔子交配许多代，丝毫没有发生有害的后果。人们对权威报刊上的文章，习惯于不去怀疑。但达尔文认为，这一实验报告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写信给那家杂志，提出自己的见解，询问实验是否真实。果然，不久他得到回复，那个实验报告是伪造的。
达尔文从来不以伟人自居，他知道虚怀若谷对科学的价值。因此，他不能接受任何吹捧自己、贬低旁人的做法，面对别人的这种行为，他会直言相告：“反对您加在我们那些伟人身上的巨大重要性；我惯常认为：第二、三、四流人物都极为重要，至少在科学家方面是这样的。”
对自己的理论，他决不抱守一隅，而是不厌深思，反复琢磨。关于遗传的机制，他曾提出“泛生论”的说，认为从身体各部输出一种名为“pangen”的粒子聚向生殖细胞，以此解释身体的变化即获得性状向子代的遗传。这一说发表后，有些学者提出异议，达尔文很注意这些批评。例如对意大利植物学家菲得利克·德尔宾诺（18331905）的批评，他表示：“他反对这个说，但批评得公正；我发现他的批评很有用处。”此后，他们经常通信，讨论植物学问题。也正是在认真考虑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六版中，删去了有关泛生论说的论述。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略见他虚心、严谨的治学之风。当然，从他1842年整理出“物种起源草稿”，直到1859年才发表《物种起源》一书的事实，我们更能体会到他的“不厌深思”之“深”。
达尔文的第二个重要素质是他的观察能力。这似乎是他惟一那么自信的。他说：“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能力，也没有过人的机智，只是在觉察那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众人之上。”这是没有疑问的。从他发表的许多著作中对动植物生态习性的描写，从他对物种与变种在形态与结构上微细差异的比较，我们不禁为他的观察能力叹服。当然，这一素质对达尔文的重要性也是不难理解的。对每一个博物学家和当时的进化论者来说，精细观察是进入研究的一个首要的、也是起码的条件。在达尔文，这真是个人能力与工作需要的巧妙适应。
达尔文还谈到，一个科学家应有的另一重要素质，那就是兴趣，一种探究自然奥秘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使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达尔文热衷于与集标本、旅行、打猎和研究化学。他对功课不感兴趣，因而成绩不好。他在自传里说：“学校对于我的教育来说，是一个空洞的场所。”正是这种兴趣，致使他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时心不在焉，以后转入剑桥神学系，一边学神学，一边却跟着汉斯罗等生物学教授、地质学教授学习了许多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知识，并参加植物与地质考察队进行学术探险。正是这种兴趣，使他虽然在神学系毕业，但不愿当神甫，而情愿去参加艰苦的环球考察。也正是这种兴趣，使他后半生虽疾病缠身，还是不懈地研究。兴趣，给了科学巨匠源源不断的动力，激发出忘我工作的热情。
在自传中，达尔文这样总结自己为创立进化论奋斗的一生，“最重要的是，爱好科学——不厌深思——勤勉观察和收集资料——相当的发明能力和常识”。达尔文的经验之谈，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1858年7月1日，达尔文和华莱士在伦敦林耐学会上分别宣读了他们的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科学的进化论由此诞生。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成为进化论的创立者。进化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论”“物种不变论”的传统观念，在哲学、社会学、学、经济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萌芽、产生、发展、确立的思想历程，并从达尔文自身的科学气质上揭示了他成功的奥秘，高度评价了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一书在人类历史上的杰出贡献。阅读时，可以将本文与《〈物种起源〉导言》相参照，加深对进化论思想的认识，对导言内容的理解。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是核心期刊吗
聆听自然
清澈，明亮的小溪缓缓地流向山的深处，婉转、欢快的叫声直冲那云霄深处，活泼、热烈的瀑布欢快地跃入潭水深处……这一幅幅的美景无一不是大自然的杰作。大自然就如一位画家，他自如地挥洒手中的笔墨，描绘出一幅幅人间奇景；大自然又如一位钢琴家，他尽情地敲击手中的琴键，弹奏出一支支美妙的旋律；大自然又如一位魔法师，他尽情地发挥无限的想像力，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大自然是什么颜色？绿色？红色？**？紫色？……不，大自然是五颜六色的。
然而大自然这位画家总是偏爱于绿色，绿色代表着永恒，象征着和平与永恒。大自然自从诞生的那一刻起，身上就携带有绿色的基因，然而正是这些基因造就了如今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同时已孕育着人类这一伟大的智慧生命。大自然这位画家自如地调弄手中其它颜色的油墨来点缀美化这大千世界，红色、**等颜色代表繁荣与昌盛，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颜色基因，大自然才呈现出如今的五彩缤纷与色彩斑斓。
大自然是五颜六色的，那么什么是它生命的真谛呢？
"鱼翔浅底，鹰击长空，驼走大漠"这一派和谐的景象不正透露出大自然生命的真谛吗？
当你从地上拾起一片火红的枫叶时，你能感受到它的热烈与悲壮吗？那火红的枫叶恰似向你倾吐大自然特有的语言，它教给你"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道理，透过那一片火红的枫叶，你能否感受到大自然的热烈与无畏呢？
你聆听过大自然的声音吗？那淙淙的流水淌过那蜿蜒绵亘的小溪的声音；那云雀直冲云霄的鸣叫声；那雄鹰振翅搏击长空的声音，聆听大自然的声音，你将更深一层地理解大自然地深邃与神秘。
当你将脚丫伸入清澈的溪流中，当你在森林中尽情沐浴着清新的阳光，此时此刻的你已经与大自然进行了零距离的接触，你能不有所感悟吗？
聆听自然，感悟自然。
所谓“小区”不过是镇上原先的一个小学，“和谐小区”的名字是一位老师无意中取的。
在麦熟的季节，我们一共十八户陆续的搬到这里。环境还可以，大街北侧一个门洞，往里走十米就豁然开朗，这里是原先学校的操场。有点象《桃花源记》中入口的味道，不过没有桃花，有的是红砖涌路两侧几棵多年的垂柳。涌路的尽头是校区的大门，俩门柱的的顶端各有一个排球大小的柱灯，遥想当年可曾照亮多少学子的求学之路。大门一侧是一个小门，供人少时通行。再往后是几排整齐的教室和办公室，现在已改成了职工宿舍。镇上的领导很体贴我们，在各宿舍门口都新安了自来水管、拖布池和几条整齐的盖板下水道。
对我们的新家我是有感情的，因为这里还是我的母校。毕业以后我和同学们相约来过几次，来怀念我们那段美好的时光。教室前的涌路还在，垂柳还在，花池也在，原先的欢声笑语记忆犹新，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新住户们以抓阄的方式是排了个一、二、三，我家东挨着宽阔的红砖涌路，门前是条略窄的石板路，路旁有两颗国槐，大的如碗口，小的如小儿的手臂，她们紧紧的依偎在一起，亲像一对母子。树底下摆了张小石桌，仅可供四个人吃饭、打牌或乘凉。石桌旁是一只抬头凝望的小鹿，儿子时常在上面玩耍。蝉的幼虫可能因为它会变的缘故我们这里叫它 “神仙”，爬到这两棵树上的”神仙”却出奇的多,这成了我家一个意外的惊喜。最高兴的是六岁的儿子，他每天晚上打着手灯在树上总能找到几个，有时小鹿的腿上和小石桌旁边也能找到。于是每隔三两天石桌上就能 端上一盘最新鲜的美味了。小石桌紧挨着一片两张见方的花园，搬来后就种了几样青菜，不为多少收成，只为平常也活动活动。人勤地不懒，竟陆续的有了收入。吃着自己种的东西，那个惬意要比吃烧鸡烤鹅更要可口香甜。
我们这里的住户大多都在镇上上班，原先都认识，现在成了邻居，就觉得份外亲热。年龄最大的是一位小学校长——×老师，再过几年他就退休了，可是思想一点也不比我们小年轻的落后。每次他在家总是主动和我们打招呼，不是要我们聊聊就是约我们饭后打上把牌。原先我们去了还有点儿拘束，久而久之，他家门前成了我们的小据点。打牌一般是够级，他虽然年龄大了但是记牌很准，赢了牌高兴，他也大呼小叫的，兴奋得与他的年龄和身份不符。
由于我们住户之间没有院墙，邻居间见面就方便的多，这给女人们闲聊提供了机会。女人们的话长，只要开了头没有要紧的事很难刹住，不光刹不住，聊到精彩处说不定哪一个端着饭碗跑出来，生怕错过听八卦新闻的机会。最方便的是孩子们，一个孩子起早了必定找他的玩伴，常常大人们还没起床，孩子们已经在外面叽叽喳喳热闹的如鸟群了。谁家做了好吃的就左邻右舍的送，这时小家伙的嘴最乖，叔叔婶婶的叫个不停。各自菜园收成也相互的送，投桃报李，家家户户的应时青菜就全有了。
晚上乘凉的时候我们这里最热闹。孩子们做完作业在涌路边的路灯下尽情玩耍，大人们则拿出马扎子围坐在一起聊天。家长里短，单位轶事，领导升迁，国际形势无所不有，精彩处发出阵阵的笑声。路灯下的牌桌是每晚必不可少的，再有闲人时还可观战，不时为她所关注那家提醒一二。暑意渐退，夜色深沉，才相约散去。
年底 ，邻居们有一次小聚，发起人是×老师。大家围在一个圆桌旁，×老师坐在中间，气氛很好，极像一个和睦大家庭。他说上班近三十年了，向我们这里的关系这么融洽的很少。现在上边提倡社会和谐，我们这里简直就是和谐小区。“对，对，对，”他的话引起了共鸣，我们建议，“以后就叫和谐小区得了，你就是我们的区长”。“和谐小区”就这样诞生了。邻居们畅所欲言，尽兴而归。事后，知道有几个酒醉的，少不得挨女人们的一顿唠叨。
天有不测风云，这不又到夏天就出了一件事，打破了我们小区的平静。一天天刚擦黑，我们几个人正围在一起打牌，住在小区东北角的×哥急急的跑来，说有贼。我们立刻散了，找了点家伙去堵截。贼受了惊身上却不知什么原因受了伤，我们顺着血迹找到门洞前，血迹却又转了回来，我们知道贼并没有走就四下寻找。不久，110的干警接到报警来到这里，详细问过经过和细节，又搜查了一遍，竟奇迹般的没有找到。事隔几天，警方从邻县的医院里找到了那个人，市里的电视台也做了一期叫《案发现场》节目，讲了事情的经过和处理结果。我们的小区出了名，我们也更加团结。
现在我家搬到了县城里居住，小区是正规小区，邻居间却少有往来，偶尔在楼道照个面，也是白眼相对，点一下头算作问候，并不想多说一个字。空闲时无缘无故的常想起和谐小区的老邻居们 ，怀念那段充满人情味的生活。
地球是生命的摇篮，人类是地球的骄子她给予我们生存所需的一切，离开她我们一刻也无法生存下去然而，随着科技进步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正不自觉地步入掠夺性利用和破坏性生产的误区
地球是生命的摇篮，人类是地球的骄子。她给予我们生存所需的一切，离开她我们一刻也无法生存下去。然而，随着科技进步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正不自觉地步入掠夺性利用和破坏性生产的误区。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一方面，工业污水源源不断地流入江河湖海，天空到处弥漫着黑色的烟尘，堆积如山的垃圾。另一方面，森林面积锐减，土地沙漠化，气候变异，酸雨成灾，旱涝肆虐，生态灾难频繁，水和自然逐渐枯竭……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正面临着环境不断恶化所带来的严峻威胁，地球及其居民好象进入了一个高风险地带。警钟早已敲响，但是，人类对于环境恶化进程的遏止仍显得过于苍白无力。
美好的地球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每当我们的自身利益与环境利益相互矛盾时，人类总是只顾眼前利益和自身利益，而环境利益却被我们远远地抛在脑后。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为了追求所谓的“卫生”而大量使用一次性筷子，为此付出的代价森林被毁，水土大量流失，生态失衡；为了获取看似贵重的毛皮、虎骨，满足渺小的口腹之欲，有人甘冒违法的风险，疯狂地捕杀野生动物……据统计，人类工业化发展的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升级和其它人类活动的增加，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自然灭绝的速度要快一千倍之多。如果人类再不节制自己的行为，我们的后代将会见不到除人类之外的其它生物，甚至将可能无法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生存下去，人类也将面临灭绝。这决不是危言耸听。面对着我们一手造成的恶果，面对着逝去了的、将要逝去的，以及那些在人类的屠刀下呻吟的生命，我们——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该怎么办……
警钟已经长鸣！环境需要我们保护，家园需要我们建设。我们每个人可以做许多事情来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如回收废旧电池，节约水电，不吃口香糖，不乱扔杂物，不用塑料袋，不用一次性筷子，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到城镇乡村开展以“保护自然、保护环境”为主题的大规模的环保宣传教育活动，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保护我们的家园，为人类生活创建一个美好和谐的环境。
大自然与我们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地球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天蓝地绿，山川秀美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和理想。为了把我们的绿色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为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色的天地，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保护我们的地球，也保护我们人类自己吧！
留给明天一个纯净的世界
应该说，我们当前所处的世界很不如人意——
天空中，浓烟滚滚，那是伊拉克的油库被炸在燃烧；沙尘漫漫，那是大西北的沙漠东移的征兆；酸雨绵绵，那是化工厂的废气凝成的灾难；毒气丝丝，那是大西南的氯气罐泄漏的后果……
高山上，茂密的树林被成片地砍伐，珍稀的动物被接连地杀戮，林中的飞鸟失去了生存的天堂，大量的泥石携洪水而肆虐……
江海里，漂浮着白色的泡沫，那是从化工厂排出的工业废水；漂浮着黑色的油腻，那是从失事的油轮里漏出的原油；漂浮着零星的白点，那是被毒死的鱼儿翻着的肚皮；漂浮着赤色的小生命，那是一种被称作“赤潮”的海上自然灾害……
人世间，充斥着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泛滥着烟、酒甚至药和奶粉，遍布着**的罗网和温柔的陷阱。填塞耳朵的是官员腐败的接二连三的丑闻，扑眼而来的是势力的巧取豪夺和横行霸道，挂在嘴边的是不堪入耳的粗俗和打情骂俏……
难道，难道我们要把这样一个污浊的世界留给明天？
不，绝不是！
我们要留给明天一个纯净的世界。
首先，它应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描写的那样，“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其次，它应像王维的《山居秋暝》中描写的那样，“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再次，它应像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描写的那样，“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
最后，它应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描写的那样，“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将古人的理想，在明天变为现实，这是我们留给明天的最好的礼物。
回答者： jl5708 - 中校 十二级 2009-11-11 09:47
一，关于“京派”
把“京派”和“海派”当作不同的文学流派，是后来文学史家的研究工作。不过因为这两派所涉及的作家群的范围都比较大，各自的情况又都很复杂，不同于其他有结社有纲领而且倾向鲜明的派别，所以有些论者对于把“京派”看作流派，仍持谨慎的态度。但学术界多数意见还是认为，“京派”是大致可以视为一种流派的。
通常认为所谓“京派”，是指三十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要注意这个定义带有的时间和地域性，也有政治倾向性。这一文学派系的“命名”跟三十年代初发生于上海与北京两个城市作家之间的一场论争直接相关，当时双方互相攻击的主要人物是北京的沈从文和上海的苏汶，后来又加进了鲁迅等人。1933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1一文，批评了那些主要在上海的新派的作家，指责他们对创作缺乏尊严感，有“玩票白相”的习气。稍后在《论海派》2一文中，他对上海某些文人作风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以轻蔑的口气指责他们是“名士才情”加上“商业竟卖”，并且把“旧礼拜六派”和所谓“感情主义的左倾”，统统都捆在一起，斥为“妨碍新文学健康发展”的“海派”。与此同时，沈从文又标榜北京作家的“诚实与质朴”，主张要张扬文坛正气，破除“海派”的歪风。沈从文的批评大致代表了北方一些自由主义作家的立场：他们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左翼文学、时髦的现代派文学以及流行的商业化文学，都相当反感，而力图与此拉开距离，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上海的作家自然也有反驳。曾经追求过革命文艺，后来又倾向文学价值独立的苏汶，在《文人在上海》一文中就指出，所谓“上海气”其实就是现代的都市气，是现代机械文明传播的产物，相信必将还产生更广的影响。应当说，沈从文对所谓“海派”浮泛作风的批评不无中肯，但也有他的偏狭。所以后来鲁迅属文《“京派”与“海派”》，说“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而已”。3鲁迅似乎在各打五十大板，其实是从地域文化角度为两派文人“看病”，对当时文坛弊病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
其实所谓“京”“海”之争，不甚明了，多少也有文人的意气和派性在里边。不过，论争除了显现文学观上的不同，也确实反映出当时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别。近些年来有关上海和北京文化的比较研究多了起来，大家有兴趣可以找这些论文看看，也许对于了解“京派”和“海派”不同文化品格的形成是有帮助的。在三十年代，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已经从北京转到上海 。上海是中国现代的大都市、大商 ，西方文化和革命思潮的影响特别大，整个文化氛围包括文坛的状况，比起北京和其他地区来，要更显得开放、求新、多变，但商业色彩也比较浓。上海文坛很复杂，既有典型的商业化的流行文学、堕落的文学，有新感觉派之类前卫的文学，有张爱玲这样很传统又很现代的文学，更有富于使命感而深受青年倾赖的左翼文学。所以，以“海派”来笼统地涵括上海文坛，并不大合适。相对而言，“京派”作家群的文学旨趣互相较为接近。由于五四的高潮早已过去，大批作家南下上海等地，三十年代的北京文坛变得比较沉闷。但北京毕竟是古都，又经过的洗礼，文化的积淀深厚，有比较宽容豁达的风气。那些主要在北京天津的大学任教或上学的一批作家，可能也是因为远离了时代的中心，写作心态一般都比较雍容、恬静和扎实，在文化取向上较少商业的或党派的味道，却也比较守成和稳健。近年来有些论者认为当年的“京”“海”之争，看似偶然，却从根本上反映了三十年代的文学格局，是“乡土”与“都市”两种文化背景的对峙在文学中的体现。这也提出了一种分析的视角，值得探讨。总的来说，“京派”创作群体的基本倾向是自觉地区别于当时左翼文学，又有意与各种商业化和流行的文学保持距离的作家；他们看重文学的独立价值，却又不免超离时代变革的主流。
从创作实践来看，“京派”以最显实绩，除了大作家沈从文，还有一个具有相当活力的创作阵容：有以田园牧歌风格著称的废名，擅写诗意的芦焚，给创作以深入的审美理论阐析的朱光潜，以及凌叔华、萧乾、李健吾、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等等。“京派”作家群虽然没有结社，但“学院派”的沙龙活动频繁，办同人刊物是他们主要的文学生存方式。如《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以及《骆驼草》、《文学月刊》和《水星》等等，都是“京派” 活跃的园地。这个流派作家都是很自由的，各自的写作路线和风格不尽相同，但创作精神、心态和审美追求有相对的一致性，那就是政治意识的淡化与艺术独立意识的增强，具体一点来说，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流派的共性：
（一）多写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题材。出于对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品性的不满，“京派”作家试图避开时代大潮面前的政治选择，而转向以文化观照和表现最普通的中国人生。他们对现代工业文明侵入之后的乡土中国的变化怀着矛盾的心态，在表现道德沦丧的同时，格外注意以传统的和民间的道德重新厘定现实人生。强调与都市文明相对立的理想化的宗法制农耕文明生活，使他们的创作多带怀旧色调和平民性，对原始、质朴的乡风民俗和平凡的人生方式取认同态度，热中于发掘人情、人性的美好，并让这些美好与保守的文化和传统秩序融为一体，在返朴归真的文学世界中来实现文化的复苏与救世。若从“生活在别处”的审美意义上讲，“京派”这种恋旧的文学模式容易产生艺术效果，何况其中还有文化批判和审视的价值。“京派”作家写尽了人生之“常”与“变”，但多是由“常”看“变”，实际上是在时代变革之外寻求自足。这样看来，“京派”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品格是比较复杂的，其长处和缺失往往是二而一的，应当仔细分析，不可笼统评判。
（二）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这跟“京派”作家多取普通的题材与平和的写作目标是有关的。他们乐于追寻过去，从平凡的人生命运中细加品味，挖掘其中的诗意，寄托一定的文化理想。这就需要沉淀生活，节制感情，除尽火气，以诚实、宽厚的心态来创作。当然，如前所述，“京派”远离商品化和都市化的文化追求，也决定了这些作家写作的从容笃实，他们的往往达到一种和谐、 圆融、静美的境地。在当今相对平和的年代，象“京派”这样一类作品似乎更能赢得读者的青睐。
（三）比较成熟的样式。“京派”作家注重文学功力，在各种的文体上都有创新和推进。当他们以“乡土中国”的眼光审视都市生活时，常写世态批评的讽刺，而描写乡土人生时，则大展了抒情体。“京派”最拿手的还是抒情体，这方面他们有突出的贡献。不同的作家自然有不同的情味，但他们比较共同追求的是文体风格趋向的生活化，通过作家人生体验的融入、散文化的结构和笔调，以及牧歌情调或地域文化气氛的营造，等等，将对乡土经验的眷恋和传统回归的渴望，用极具诗意的体式来加以表现。“京派”家有形式感，讲求“文章之美”，作品比较有可读性。
这三点当然只是作为“京派”一般特征的概括。具体到某个作家，还应当结合其创作来细加体味和分析。在重点讲述沈从文之前，我们不妨再提示几位也很有代表性的作家，以加深大家对“京派”的了解。
首先一位是废名，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1929年在北大英文系任教时出版第一部短篇集《竹林的故事》，代表作还有有长篇《莫须有先生传》、《桥》等。他堪称京派的鼻祖，连沈从文都受他的影响。废名作品的特别之处，是田园牧歌的情调加上古典式的意境的营造。不仅反映乡村风景、风俗、人情之美，尤其致力于乡间儿女情态的描写，透露出一种哲人式的人生态度和对普通生命方式的体悟。读废名的尤其应当注意其独特的文体。他所写的是“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深受中国古典诗文的影响，有时他在试图用做古诗绝句的韵味来结构现代的。阅读时可以多体味其如何通过文体的交汇产生出“诗化”的特殊效果。废名的作品并不容易读，里边总有某种玄学意味，又有“理趣”和“禅趣”，阅读时只有放慢速度，才能漫漫体会那有意为之的“涩味”的境界，看作家如何将艺术和哲学两相调和。
第二位值得这里提到的是萧乾，北京的蒙古族后裔，是“京派”后起的作家，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曾任驻英记者。有短篇集《篱下集》、《栗子》和中篇《梦之谷》。作品多带自传性色彩，写童年生活，从“童年视角”出发，以一个城中“乡下人”的独特身份写作。充斥于他的作品中的苍凉感是强烈的，又是清澈而健朗的。《梦之谷》是他经历的写照，极具抒情性和感伤情调，语言雅丽清新，重直觉的把握。
第三位是芦焚，笔名师陀，有《谷》、《里门拾记》、《落日光》、《野鸟集》等集。他在作品中是一个滞留城市却未能忘情于乡村出身的叙述者，写作总是突出自己的乡村文化背景，以场景的展现见长，具有悲哀的抒情气质。无论写景写人，都缭绕着诗意，你读着读着，不觉间就会被那自然界的荒凉与人事的辛酸所打动，北方农村衰败图景中的悲凉之气会给人极深的印象。读芦焚还当体会他如何将抒情、讽刺和象征掺和，在奇幻神秘气氛中制造某种可以引发联想的寓意。
另外，若要对“京派”的文学倾向和价值追求有更清晰的了解，最好还读一读这一派的代表性美学家和评论家朱光潜的论著。
“京派”其他一些作家也都有各自的艺术个性，但最重要的还是大作家沈从文。
针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口、环境与发展悖论，应该确立一种新的文明即生态文明，也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文明。
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和谐的统一，即提倡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的自然观。其次，在社会发展观方面，我们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把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积极保护统一起来。我们不能离开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单纯强调对自然的保护，使保护变成被动的适应，那样就无法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就会使社会进步缓慢乃至倒退。
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又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向前发展，生态文明将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主要文明形态。
生态文明观念的核心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即必须认识到：人既是自然的主人，又是自然的存在物；人既利用自然，又必须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前最重要的是转变环境教育观念。要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高度树立正确的自然观、环境价值观。
生态道德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生态环境的渐趋恶化，需要把生态道德教育提上议事日程。通过这种教育，增强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道德意识，使之认识到，生态道德是人类道德的重要方面，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所应履行的道德义务与责任
什么叫文化习俗
来自360百科的介绍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由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和广东省植物学会联合主办， 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国性中文学术期刊(双月刊)，优先报道热带亚热带地区植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及其交叉学科领域中的新发现、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 亦欢迎来自不同气候带的植物科学研究论文，重点刊登全球气候变化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系统与进化生物学、环境退化与生态恢复、生物多样性保育及可持续利用、农业及食品质量安全与植物化学、植物种质创新与基因发掘利用以及能源植物的开发利用等方面的新成果。设有研究报告、快报、综述、评论、书评和会讯等栏目。本刊为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刊登部分英文稿件。
该刊1991年创刊，早期以经典植物分类学为报道重点。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广东省植物学会
ISSN:1005-3395
CN:44-1374/Q
周期:双月
语种:中文
开本:大16开
期刊级别:08版北大核心
同时查阅了其它一些关于此报的说法，都说其是北大核心期刊。
美国爱荷华大学怎么样？
文化
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关于文化的分类 H. H. Stern（1992：208）根据文化的结构和范畴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文化即大写的文化（Culture with a big C），狭义的文化即小写的文化（culture with a small c）。广义地说，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别指生活制度、 家庭制度、 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它们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内容。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
Hammerly(1982)把文化分为信息文化、行为文化和成就文化。信息文化指一般受教育本族语者所掌握的关于社会、地理、历史、等知识；行为文化指人的生活方式、实际行为、态度、价值等，它是成功交际最重要的因素；成就文化是指艺术和文学成就，它是传统的文化概念。
文化的内部结构包括下列几个层次：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
物态文化层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
制度文化层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
行为文化层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
心态文化是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社会意识等概念。这是文化的核心。
有些人类学家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 高级文化（high culture），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 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指习俗、仪式以及包括衣食住行、人际关系各方面的生活方式； 深层文化（deep culture），主要指价值观的美丑定义，时间取向、生活节奏、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与性别、阶层、职业、亲属关系相关的个人角色。 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均植根于深层文化，而深层文化的某一概念又以一种习俗或生活方式反映在大众文化中，以一种艺术形式或文学主题反映在高级文化中。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自20世纪初以来，不少哲学家、 社会学家、 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据统计，有关 “文化” 的各种不同的定义至少有二百多种。人们对“文化”一词的理解差异之大，足以说明界定“文化”概念的难度。
<原文> 什么是文化
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决定文化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
泛指文字能力和一般知识：学习文化｜文化水平。
文化的概念.
定义:文化的定义很多,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下过定义,曾作过统计:自1871——1951年80年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64条之多,人类学的鼻祖泰勒是现代第一个界定文化的学者,
他认为: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一分子所习得的任何才能与习惯,是人类为使自己适应其环境和改善其生活方式的努力的总成绩.
此意义是否合理:W.H.Kelley对它提出了以下的批评:
(1)定义的方式有毛病,这种方式永远不能将概念所包含的全部内容都罗列出来,"其他"虽可概括未罗列出的东西,但如果没有别罗列出来,就容易被人忽略.
例:定义中没有列出"语言",而语言是文化中重要的部分.
(2)整体一词不合适,文化的组成部分之间是有矛盾的,强调整体就只突出了和谐.
(3)人类创造出的文化,不一定是为了改善生活,也有破坏的一面,例:核武器.
这种批评是否合适
(1)如果把语言包括进去,该定义己列出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整体一词并不排除矛盾,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总体.
(3)人类创造的文化是有破坏的一面,但不要初衷,是意愿与实际的偏差,文化的创造本来是为了适应和改善生活,但结果相反,因此,张凡月先生认为,如果加上语言,此概念是可以的.
美国社会学家Did popenoe 则从抽象的定义角度对文化作了如下的定义:一是一个群体或社会就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它包括这些价值观和意义在物质形态上的具体化,人们通过观查和接受其他成员的教育万而学到其所在社会的文化.此定义的前两句概括了泰勒的第一句,文化对于人类来说,就象是本能对于动物一样,都是行为的指南.
Robin FOX更进一步指出:文化和本能的性质相通:
(1)二者都为某一种族成没员所共有.
(2) 大部分文化行为也象本能一样,是潜意识的,不必通过思考而才学到.将它的刺激就能引起特定的反应.
因为:个人在生长过程中,经常在不知不觉间将社会现存的生活方式及习惯保存入脑,形成文化密码,由于这些离子的作用人就可以不经过大脑而得出种种行动,这一点上,与动物受到体能的支配一样.
(3)后天学习而得.
二,文化的构成及社会化.
1.文化的构成：
DAvid总结文化的要素主要为3个:
符号,定义和价值观,这些是用于解释现实和确定好与坏,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包括语言和符号.
(2) 规范准则:对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人们应该怎样思想,感觉和行动作出的解释,包括习俗,道德,宗教和法律.
(3) 物质文化——实际的和艺术的人造物体,它反映了非物质文化的意义,包括:机器,工具,衣服,房屋等等.
2.文化的演化：(先讨论)
(1) 文化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发展使人类能根据它的有利条件来改变环境,以及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来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条件,在产生文化以前,人类只能通过生物进化来适应环境的变化,文化使人的适应过程加快了许多.
例:当一种猎物灭绝后,猎手猎另一种动物的战术又会产生.
(2) 文化促进了人体生物进化.
例:人脑越来越发达,人手越来越灵活.
(3)文化本身成为人类环境中的一种力量,它无论是范围上,影响上都变得和环境一样重要,而且自己也处于动态进化过程中.
在游牧——定居——小城镇——城市——国家——全球化经济这一发展历史中,文化贯穿其中:衣服,房屋,工具,商品,技术.
第二节 符号与语言
一.符号：文化的存在依赖了人们创造和运用符号的能力.
1.什么是符号 指能有意义地表达某种事物的任何东西.
例:字,数字,一把斧头和镰刀
2.符号的功能
(1)传递和保存复杂的信息.
(2) 借助符号人类可以创造文化和学习文化.
(3)帮助我们理解抽象概念. 如:上帝,正义,爱国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诸说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论者有诸多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因此，（1）钢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观念，虽然在过去广泛流传，但是实际上不能起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所以，"不能把'中庸'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学术月刊》1986年第12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还表现为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张岱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论集，东方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精神为融和与自由"。（许思园：《论中国文化二题》，《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者认为，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纲常，是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杨宪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载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1）理性精神。集中表现为：具有悠久的无神论传统，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个体与社会的统一，主张个体的感情、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的理性要求相一致。总的来看，否定对超自然的上帝、救世主的宗教崇拜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强烈主张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反对两者的分裂对抗，这就是中国民族的理性精神的根本。（2）自由精神。这首先表现为人民反抗剥削阶级统治的精神。同时，在反对外来民族压迫的斗争中，统治阶级中某些阶层、集团和人物，也积极参加这种斗争。说明在中国统治阶级思想文化传统中，同样有着"酷爱自由"的积极方面。（3）求实精神。先秦儒家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人论世，反对生而知之；法家反对"前识"，注重"参验"，强调实行，推崇事功；道家主张"知人"、"自知"、"析万物之理"。这些都是求实精神的表。（4）应变精神。（见刘纲纪：《略论中国民族精神》，《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见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发展的观点、自强不息和好学不倦的精神。（见丁守和：《中国传统文化试抡》，《求索》1987年第四期。）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表现为：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是反功利主义的；致意于做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辉，也设置了障碍；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也造成了中外沟通的种种隔膜；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见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摘编）
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在考古学上则指同一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有时文化也指文明。
虽然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就已经形成的第一次分工，产生了农业民族和畜牧民族，但早期文化都是在农业民族中产生的，因为畜牧民族要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不容易产生大规模的聚居，对文字没有迫切的需要；而农业民族容易形成大部落，兴修水利需要大量协同工作的人群，所以最早的大国家和奴隶制都产生于农业民族。有了大国家和奴隶制才能产生大批聚集的有闲阶级，他们发明了文字，促使形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人类第二次分工。从而产生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指所有人类的活动，都可以叫作文化)。
目录
1 文化的概念
2 对文化的一些观点
3 文化的特点
4 文化的分类
5 参看
[编辑] 文化的概念
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动词“Colere”，意思是耕作土地（故园艺学在英语为Horticulture），后引申为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精神和智能。文化概念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提出的。他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此后，文化的定义层出不穷，克莱德·克拉克洪在1950年代末期搜集了100多个文化的定义。
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前提是有“人”才有文化，意即文化是讨论人类社会的专属语；“文”是基础和工具，包括语言和/或文字；“教化”是这个词的真正重心所在：作为名词的“教化”是人群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共同规范（同时这一规范在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对象化成果中得到体现），作为动词的“教化”是共同规范产生、传承、传播及得到认同的过程和手段。
[编辑] 对文化的一些观点
不同的学科对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
从哲学角度解释文化，认为文化从本质上讲是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由于哲学的时代和地域性从而决定了文化的不同风格。一般来说，哲学思想的变革引起社会制度的变化，与之伴随的有对旧文化的镇压和新文化的兴起。
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文化是对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存在方式的描述。人们存在于自然中，同时也存在于历史和时代中；时间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存在于自然中的重要平台；社会、国家和民族（家族）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存在于历史和时代中的另一个重要平台；文化是指人们在这种存在过程中的言说或表述方式、交往或行为方式、意识或认知方式。文化不仅用于描述一群人的外在行为，文化特别包括作为个体的人的自我的心灵意识和感知方式。一个人在回到自己内心世界的时的一种自我的对话、观察的方式。
文化的核心是其符号系统，如文字。各文字体系有相应的认知心理。
[编辑] 文化的特点
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才能了解文化的特点。
首先文化是共有的，它是一系列共有的概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它是使个人行为能力为集体所接受的共同标准。文化与社会是密切相关的，没有社会就不会有文化，但是也存在没有文化的社会。在同一社会内部，文化也具有不一致性。例如，在任何社会中，男性的文化和女性的文化就有不同。此外，不同的年龄、职业、阶级等之间也存在着亚文化的差异。
文化是学习得来的，而不是通过遗传而天生具有的。生理的满足方式是由文化决定的，每种文化决定这些需求如何得到满足。从这一角度看，非人的灵长目动物也有各种文化行为的能力，但是这些文化行为只是单向的文化表现如吃白蚁的方式警戒的呼喊声等。这和人类社会中庞大复杂的文化象征体系相比较仅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参考:濡化
文化的基础是象征。这些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和文字，但也包含其他表现方式如图像(如图腾旗帜)肢体动作(如握手 吐舌)行为解读(送礼)等我们几乎可以说整个文化体系是透过庞大无比的象征体系深植在人类的思维之中而人们也透过这套象征符号体系理解解读呈现在眼前的中种种事物。因此如何解读各种象征在该文化的实质意义便成为人类学和语言学等社会学科诠释人类心智的重要方式之一
此外，文化作为相互关系的整体而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
摘自著名文化网站凤凰城： ：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长了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推人？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自卖菜小贩接过找来的零钱？他，独处时如何与自己相处？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生命。
[编辑] 文化的分类
史前文化
古代文化
黄河流域文化
尼罗河流域文化
两河流域文化
印度河流域文化
中古文化
古希腊、罗马文化
古波斯文化
古印度文化
古代中国文化
中世纪文化
基督教文化
伊斯兰文化
印度文化
儒家文化
近代文化
帝国主义文化
殖民地文化
现代文化
社会主义文化
资本主义文化
第三世界文化
后现代文化
发达国家文化
发展中国家文化
最不发达国家文化
未来文化
文化 最直观的表述：文就是知识的结构性积累；化就是教化与人。组合起来的文化含义，是最通俗的，又最容易直观形象表述的文化概念。常见于沙龙解释，和大学教堂的阐述。
文化 最另类的表述：文就是的衣着外表，化就是娱人的机能，组装以后，就是的口碑。文化，一种表象和内涵实用的生活工具。
求一篇地理述评材料
爱荷华大学很好。全美综合排名70左右，商科排名40左右。尤其是他的会计学非常好，全美排名第二十四。她坐落于美国中部的爱荷华州东部的一个小城——爱荷华城，虽不在大城市，但环境很好，这个城市虽然很小，但给人感觉很安宁，和谐，温馨。不但环境宁静，治安良好，物价也不算高，很方便，很适合潜心求学者。离芝加哥3个多小时的车程。气候与石家庄差不多。
与藏族史研究一样，藏区地理研究（主要是人文地理）一直是藏学界的重点之一。这在50年代后是如此，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20世纪上半叶也是如此。不过，我们对50年代后的研究情况，特别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了解甚多，而对20世纪上半叶藏区人文地理的研究情况（含译述）知之甚少。本文拟对这一时期藏区人文地理研究成就作一述评，以供学术界参考和批评指正。为了便于参考，我们分文章和书籍两部分进行描述。
一、文章
20世纪上半叶，藏区人文地理研究呈逐步上升趋势，其上升速度远远超过藏学领域的其他分支领域。据统计，20世纪初，尤其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藏区人文地理方面的文章为数寥寥，只有十多篇；辛亥革命以后，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段时间，却猛增到150篇；抗战爆发后，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有约200篇之多。①这说明了国人在列强环伺、企图侵略我西藏，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猖獗的时代里，越来越关心边陲的安危和国家的统一，学者们逐步加强了对藏区的调查和研究；尤其是在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大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南迁和西移，随迁的专家学者们有了直接接触边疆地区和人民、亲自进行田野考察的机会，于是，这方面的研究又进一步得到加强。许多人在亲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学术论文或鲜活生动的纪游作品。相比之下，1937年之后的译述作品所占比重也大大缩小。这一现象说明中国人自己在藏区地理方面的了解、调查和研究已经大大加强，不那么依赖于“舶来品”了。
当然，有关目录索引中所收文章中，有些是或地图，这里我们不予讨论。再剔除那些重复的条目以及许多并不是真正的学术论文或者学术价值不大的文章之后，值得介绍的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下面我们只能将择要介绍：
（1）国人著述
探险、纪游类文章，本时期国人的撰述可谓汗牛充栋，可以说它们既是人文地理方面的著述，也是文学作品。其中比较重要的大多发表于《地学杂志》、②《西北月刊》③《新亚细亚》月刊④等。实际上好些后来都结集成书出版问世，而且影响很大，比如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避嚣室主（法尊法师）的《我去过的西藏》等。这里不赘。
徐益棠的《西康行记》⑤和柯象峰的《西康纪行》⑥（民国二十七年）都是西康纪游，但记述的和发表的时间均不同。1929年，西康省当局委托华西大学派人调查社会情形，民族学家徐益棠随同以柯象峰为团长的考察团在西康各地调查近三个月时间，事后徐益棠先生逐日将考察团的行程、经过、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是为《西康行记》。而柯象峰的《西康纪行》则是作者在是“抗战后第一年（1938年）领团赴西康研究时之逐日记载”。这次调查是我国学术团体赴康之第一次工作，“所见事物所遇问题及所聆言论”文中都详为记述。据作者称，行文中“尽量思用科学方法”。比较而言，上述柯文比徐文更加翔实、细腻。
1940年，李式金的青康之行穿越甘青康滇四省，历时长达半年。他从兰州出发至西宁，经青海湖盆地、柴达木东南隅，涉黄河上源，越巴颜哈喇（克拉）山而抵玉树，复自玉树入西康昌都，顺澜沧江、怒江上流而下，经云南西北部而抵大理。其文《澜怒之间》⑦详细记录了作者从7月26日到8月21日这段时间在澜沧江、怒江之间的见闻。⑧此外，绳景信的《果洛及阿瓦行记》、⑨时雨的《青海行》⑩等也是本时期重要的纪游作品。
喜马拉雅山，为世界探险家们所景仰，早在二、三百年前，就有许多外国探险家结队前往，但大多以失败而告终，许多人葬身雪山之中。不过，1926年英法德意瑞五国探险家之登山探险较为成功，此探险队以狄伦福斯教授为团长，狄教授之夫人为总指挥，探险队员主要由地质气象学方面的专家和医学护理专家组成，组织完备，人才众多，吃苦耐劳，且结果至为成功。石荣（本字无法显示‘日+章’）的《雪
山探险记》〔11〕专门记述了五个探险家在喜马拉雅雪山探险的经过。
除了康藏青一带之外，也有关于甘肃藏区的游记类文章发表，明驼的《拉卜楞寺巡礼记》〔12〕就分九节详细描述了作者巡礼拉卜楞寺的详细经过，简述了嘉木样活佛世系、拉卜楞寺机构及其统治权、佛地风光等，读起来饶有兴味。
1949年前，国人在人文地理方面的研究论文及调查报告等也为数不少：
张印堂的《宁青经济地理之基础与问题》〔13〕从宁夏青海的地理背景、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出发，阐述了宁青经济地理之三个基础和宁青经济建设存在之五个困难问题，并指出开发宁青两省必须在“基础”之可能范围内制定切实，针对“问题”制定解决途径，方有成功之希望。这既是一篇经济论文，又是一篇地理学文章。宁属地区，位于西康省西南界于川滇两省之地域，行政区辖西昌、越西、冕宁、昭觉、宁南、会理、盐源及盐边等所谓“宁属八县”，郑象铣的《宁属之地理环境及其区划》〔14〕描述了该地区各县的地理环境及行政区划，内容包括各县面积及其所占西康省之比例、人口密度、气候条件、生产状况等，文中“西昌近十年雨量统计表”、“西昌近十年温度统计表”以及“宁属各县产米情况表”等很有参考价值。张法隐的《西藏种族沿革地理考》〔15〕分种族源流、沿革形势和地理形势三部分，其中地理形势部分尤为详细，作者结合历史事实，对佛教经典中关于西藏之记载进行了语文史料考据和论证。蒋君章的《西藏之自然环境与人生》〔16〕一文涉及西藏地理形势与疆域、自然环境、人文概况和对外关系诸项内容，论述尚属平实，但文末作者对西藏问题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17〕马萧萧的《西藏南部重镇——帕勒》〔18〕分藏南的门户、世界第一高城、“国际市场”、生活方式、邮电空间与侯先生、肥美的官缺、单调与温暖七部分描述了享有“世界第一高城”美誉的帕勒的地理简况。
地图研究方面，任乃强的《西康地图谱（1—7）》〔19〕是本时期康区地图学方面最重要的论文。
值得一提的是，本时期有些论文运用语言学方法来考订和论证地理学问题，在方法论上更加纯熟和科学，比如郑天挺的《发羌之地望与对音》〔20〕就根据有关史料结合音韵训诂之方法，考订和论证“发羌”的地望和对音问题；而王登的《康藏地名释：乍丫、打箭炉、墨尔多山、大桑、菜子坡、白玉、德格》〔21〕和何燕航的《西康地名汇考》〔22〕均用语言学的方法考究康藏各地地名的渊源和历史。
谈到本时期的藏学研究，我们不能不提及1946年任乃强先生主编的《康藏研究》杂志及该刊发表的许多藏学文章。1946年任乃强先生转任四川大学教授之后，为了推动国内藏学研究，于当年发起并组织了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藏学的民间社团——康藏研究社，他本人并被推选为理事长，接着自费主编出版了专业刊物《康藏研究》月刊。可以想见，当时的经费是极端困难的，但他节衣缩食，始终保证按期出刊。从1946年7月至1949年9月，该刊一共出版了29期，发表文章近百篇。其中地理类的文章尤其占有相当的分量和地位。对山脉湖泊的研究方面，该刊发表的重要文章有如谢国安的《冈底斯山纪异》、《西藏四大圣湖》，〔23〕任乃强的《冈底斯山与昆仑》、《西藏四大圣湖补注》〔24〕等；自然区划研究方面有任乃强的《多康的自然区划》、《西藏的自然区划》〔25〕等文；地图方面有任乃强的《康藏标准地图提要》、《三种译文康藏地图说略》〔26〕等文；其他方面的重要文章还有谢国安的《康藏高原的顶部——羌塘》、《记西藏的闷域》、《闷域的终点咱日》，〔27〕任乃强的《大积石山与俄洛藏族》，〔28〕庄学本的《大积石山与俄洛人民生活》〔29〕等文；译文方面有李哲生译法国古纯仁（Francois Gore）著述多篇。康藏研究社及其社刊《康藏研究》的创办，在团结藏、汉学者，发展我国藏学研究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国内外藏学界享有美誉。
王斡的《游藏指南》〔30〕并非游记，而是20世纪上半叶发表较早的西藏地理调查报告。根据三个不同方向的诸多入藏路线，〔31〕“述其程站及沿途景观，以为壮志西游之指南”，叙述清楚。杨曾威的论文《近代西洋学者对西藏地学之探察》〔32〕首先在“绪论”里追溯了中国人了解西藏早于外国之历史事实，同时指出中国犹如在科技方面“有始无终”（如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一样，对于西藏的探索也是如此。故而在西藏地学方面自近代以来远远落后于外国。而研究边疆首先得了解其山川地形，故而他在搜集大量外国人著述成果的基础上，详细介绍、分析了自19世纪以来外国在西藏地学方面探察的历史及成果。尤其在“结论”中，作者说“补救之法，还是要由近及远，继续不断的努力亲身去考察，回来好好的研究，好好的整理，作成有价值的报告，精确的记录，详明的图籍，然后才能由此种报告记录图籍，去应用到政治经济方面，解决边疆问题”。尽管如今的中国已是一日千里，中国藏学已是硕果累累，但对于我们今天的各项边疆工作来说，这句话依然可以是一种勉励。腾蛟的《西康领域伸缩之史迹》〔33〕有感于“今之言西康者，常与西藏混为一谈，不云西康乃西藏之一部，即曰西康乃吐蕃之属土，而于古代西康各国举土内属之史乘，不加考证，于西康所领之区域，不加详察，囿于康卫藏之模糊观念，遂生谬误之判断”这一现象，对西康境域的历史变迁、伸缩轨迹、政治消长、名称更易等作了较为明晰的分析和描述。
魏大鸣、古振今《西康贡噶雪山调查记》、薛德煜的《西藏产牦牛考》、〔34〕卢澄的《青海之史地考》、〔35〕王谟的《由地形气候物产说明康、卫、唐之重要性》〔36〕等，都是这方面较好的文章。
通论性调查报告与历史地理志很多，较有代表性的有：
未著撰人的《西藏史地》〔37〕是一篇通论性的文章，全文分六章详述了西藏史地概况，其中包括英帝侵藏史，西藏的地理、政治、军事、交通等，较为通俗明了。此外，本时期还发表了大量县情概况，单就《康藏前锋》所载各县概况就有十种左右，〔38〕长短不一，详略不同，撰写有些粗糙，但是材料来源都是经过调查而得，其中有些比较详尽，可以说是历史地理调查方面的活材料，其价值不言而喻。这里我们以《西康德格县概况》〔39〕为例，可窥其撰写方法及其内容之大概。除“前言”和“尾语”外，共分九章：第一章、沿革；第二章、地理：含疆域、山川形势、关隘、县治；第三章、民俗：含民族、风俗；第四章、政治：含汉官、土酋、最近汉官之政治以及最近土酋之政治等；第五章、交通：含道路、水陆交通之工具、邮电；第六章、教育；第七章、经济：含土地权、土地使用、货币、农牧、工业、商务、矿产、药材、森林、荒地；第八章、译经院及喇嘛寺；第九章、军事。函盖面较广，叙述比较全面，较有参考价值。
庄学本的《西康丹巴调查》〔40〕调查了由丹东（革什咱属丹东土司）、巴底、巴旺三土司及绒密24村（前明正土司地）与章谷屯组成的所谓“丹已”地区的经济和民族状况，前者分农林、工业、商业、矿产、牧业、森林药材产量、猎业、交通等部分描述；后者分成（民族的）地理分布、体质、生活（衣食住行）、文化（文字、工艺）、风俗（生育、婚姻、丧葬之俗、医药、）、宗教、语言、土司等部分描述。通俗简明，但有些地方过于简约，对宗教、语言和土司的记述如是。李中定的《康南八县纪要》〔41〕可以算是巴安、白玉、得荣、义敦、理化、雅江、稻城、定乡八县的人文地理简志梗概。戴新三的《日喀则鸟瞰》〔42〕叙述了日喀则地区的方方面面，内容包括疆域沿革、地势气候、政治机构（日喀则宗、扎什伦布寺）、宗教信仰、居民生活、物产经济、交通运输（大路、水运）等诸方面。李亦人的《西康之地理》〔43〕专门叙述西康地区的地理概况，简明扼要；刘恩兰在理番进行实地调查后，曾经发表过有关理番地方的文章多篇，其中《理番地理概况》〔44〕清晰明了地勾勒了理番地区地理概貌。
潘荣中的《玉树概况》〔45〕张其昀等的《青海人文地理志》、〔46〕蒙昭藩的《青海省地理志》、〔47〕远人的《青海概况》、〔48〕倪锴的《果洛之概况》〔49〕等都是专述青海或青海境内某藏族地区人文地理的简志。慕少堂的《甘宁青疆域沿革考》则专门探讨甘宁青三省疆域的发展和变化沿革，给人们展示了较为清晰的脉络。甘肃藏区，人们关注的焦点依然是拉卜楞：这方面人文地理学家李式金的著述最多，其中《拉卜楞之地文志略》〔50〕和《拉卜楞在西北地位的重要性》〔51〕较为重要：前者是关于拉卜楞地区通论性的简明地理志，首先分析了拉卜楞、保拉寺、欧拉牧地等处的气候条件与季节变化，然后分草地地形、少年山地、少年河谷、阶段地形、扇状地形及冲积地之混合地形几节记述了这些地区的地形概貌，最后描述了主要的山脉与河流，即白石山脉、西倾山脉和黄河；后者是作者《拉卜楞》一书的自序。文中作者对其能在河曲地区调查和后来在甘、青、康、滇诸省调查的前后因缘作了一番叙述，然后说明其撰《拉卜楞》一书是因为该地之诸多重要性：一、拉卜楞是西北的一个喇嘛教中心；二、拉卜楞是一个汉藏贸易要地；三、拉卜楞是沟通汉藏文化的纽带；四、拉卜楞在四不管地带中政治力量较大。随后分经济、政治、社会三个方面来分析了拉卜楞的问题和将来的展望，其中经济方面谈及了农林牧业、矿产业、交通等，政治方面讨论了河曲是否应该设立特立区的问题和内外界线问题，社会方面涉及了人口调查、种族健康以及宗教等问题。何正璜的《东方的梵蒂冈——拉卜楞》〔52〕专为纪念嘉木样五世而作，实际上是作者巡礼拉卜楞寺的一篇纪游，但其中涉及了拉卜楞的政治、宗教、史地、习俗等各个方面。河曲地区，位于甘青康川四省之间，由于黄河奔流而来，并在此地转一大湾，是故有“河曲”之称，这里是黄河流域一块地高气寒、水草丰美、人口稀少的牧区。这一地区主要居民为藏族，信奉藏传佛教，故而藏学研究往往对此无比青睐，著述很多。本时期，贡曲哲喜的《河曲藏区概况小志》〔53〕和李式金的《河曲——中国一极有希望之牧区》〔54〕都是关于该地区人文地理方面的文章，前者是通论性的简志，后者则专门从畜牧角度描述了河曲地区的地理环境、牧民分布、放牧情况、草原状况，等等。
与藏学相关的综论性地学著述还有如：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地学系教授王谟的《中央亚细亚概况》，〔55〕此文的第四部分“西藏青海”分南部西藏、北部西藏、西康地方、青海地方四小节专述藏区的地理概貌；石荣（本字无法显示‘日+章’）的《哲孟雄志略《〔56〕是有关我国西藏邻邦——哲孟雄的历史地理沿革小志。作者根据有关史料著述，择有关哲孟雄经过故实之材料，撰成此文，以为“研究边务者之一助”，文中对英帝国主义如何霸占该国、进逼我国西藏等史实叙述较详。
（2）译述
由于特定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对于藏区，尤其是在西藏地区实地考察、探险和旅游，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落后于外国人。外国人无论是考察人数、考察范围、考察深度以及考察成果，都是国人自叹不如的。当我们着手于这方面的研究时，除了翻检有限的文献典籍之外，不得不更加重视参考洋人用现代叙事方法较为科学地记录下来并发表出来的大量著述，不得不特别重视翻译介绍这方面的文字。因此，本时期中国发表的关于藏区人文地理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翻译作品。
翻译作品中探险游记占了较大的比重，大约有十种左右。其中英国人约翰·怀特（John Claude White）的《拉萨游记》、〔57〕法国女士大卫·奈尔（Alexander Did－Neel）的《藏游历险记》、〔58〕日本探险家内田宽一的《西藏探险秘史》、〔59〕英国人麦克皋温（今译麦克戈德温）的《乔装到拉萨人》、〔60〕英国人泰克曼（Teichman，又译台克满）的《西藏东部旅行记》、〔61〕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西藏》、〔62〕英国人杨哈斯班（一般译为荣赫鹏）的《帕米尔游记》〔63〕等最有影响。上述大部分都是探险著作的书译或全译。关于喜马拉雅最高峰的探险方面，也有好几篇译文，比如张星烺的译文《罗布卓尔及最先发现喜马拉雅山最高峰的问题》、〔64〕绛央尼马的译文《英人探险埃非尔上峰记》〔65〕等。不仅如此，学者们在译介的同时，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比如藏族学者绛央尼马的《埃非尔士峰的名称问题》。〔66〕
具有学术研究性质的文章，除了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1931年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季刊上发表的《现在西藏在亚洲之地位》（长君译）之外，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史蒂文森（Paul Huston Stevenson）的《西康人文地理述略》。〔67〕此文作者当时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职，深入西南内地考察，体察真实。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大多为“政治风俗的记载，少有山川地形实地的考察，至于地质气象人类诸方面的系统工作，更少有人谈及”，〔68〕而此文则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入手，在川康交界一带的考察过程中记录和描述了如下几方面的内容：汉人、汉人耕种区域、部落民族、独立倮倮、倮倮起源问题、石器时代文化、各种原始语言、社会及心理原素、西番、打箭炉、“Chinese”——一个文化上的名词。文章虽短，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对于我们研究藏区人文地理，自然会有某种启迪。日本渡边万次郎的《西藏地势与气候》〔69〕分析了西藏地势与当地气候状况之关系等。
上述都是在1937年以前的译述。正如上文所说，1937年以后，由于特定历史及条件的原因，中国学者在亲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许多高质量调查报告、学术论文或鲜活生动的纪游作品，于是对“舶来品”的依赖性越来越小，翻译文章为数寥寥：其中李哲生译法国古纯仁（Francois Gore）著述发表于《康藏研究》多篇文章〔70〕也值得注意。英国贾卜门（F.Spencer Chapman）著、彭国元译的《拉萨的素描》〔71〕（未完）是《拉萨圣城记》（Lhasa The Holy City）一书的节译（两章），此书被认为是继贝尔《西藏的过去与现在》之后的又一部西藏史地方面的巨著。张镇国、杨华明也节译了法国古德诺（Francois Gore）著的《旅居藏边三十年》（1～5）〔72〕发表。其他译文还有高泳源的译文《由中亚谈到中国历史地理》、〔73〕丁驌节译的《夥尔巴人及其居处》〔7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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